一、鐘南山的知識邪用於中共，並沒正用於中國。
眾所周知，鐘南山是一位醫學工作者——醫生、教授和院士——確有相當傑出的醫學專業領域的知識。他1960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到英國進修。1984年被授予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81年回國。歷任廣州醫學院院長，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呼吸內科博士生導師等職，現任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廣州醫學院院長、廣州市科協主席、廣東省科協副主席。兼任中華醫學會理事和廣東、廣州分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呼吸學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顯而易見，鐘南山這些知識是中共「栽培」的，是中共給了他這些機會和舞臺的。因此鐘南山的醫學技術和知識與其少年和成人的一生，都主要貢獻給了中共。由於他樂於中共所用，1985年後被指定為中央領導保健醫生，即宮廷御醫。
1937年生的鐘南山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中共所謂「新中國」的邪惡文化教育。1990年被評為衛生系統優秀留學回國人員，獲中共政府通令嘉獎，1992年獲衛生系統模範工作者稱號，1995年被評為中共國全國勞模，1997年當選為中共十五大代表。連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鐘南山的整個獲譽和參政歷程都是為中共作裝飾材料的。他對於他出生並紮下良知教育根基的中華民國似乎毫無建樹。在知識為中華民族所用方面鐘南山不如泛藍聯盟的小青年孫不二、張起等。一句話，鐘南山的技術知識從來沒有為中華民族正統的中華民國用過。
二、鐘南山為中共邪惡所控制，離無恥尚有距離。
近日因為手提電腦被搶事件，鐘南山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針對廣州治安的情況，他建議恢復收容制度和重懲罪犯。他認為：收容制度比較有效地管理了流動人口，不應該因為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就否定和廢除，自從廢除後，廣州無業遊民不能有效地被群眾監控，既無更有效的管理方式，不妨恢復。鐘南山主張法律制度以好人為本，對敵人不寬容，要用嚴厲措施來改善廣州治安。
鐘南山在社會問題上發表的上述意見，明顯可見其頭腦被中共邪知牢牢掌控。「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這句話，是毛式文革語言「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新版。把法律的設計對象分為好人和壞人，毫無公民知識和意識。所謂用嚴厲措施來改善廣州治安的想法反法制，是以行政代憲政的中共「嚴打」思想。總體上看，鐘南山的社會政治見解是古董。如此社會政治古董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家政協裡定然多數，國由此被邪控為中共國而非中國。
有人聽到鐘南山關於恢復收容制度和重懲罪犯的建議，直斥中國知識精英無恥，我以為言重了，批評不到位。鐘南山上述建議背景是其電腦被搶，因其年老應付陌生人太多的城市吃力，出於自身安全形度以人民名義說話私心顯然，卻還扯不上無恥。公正地說，鐘南山是一位社會意識還滯留在毛時代的老人，有雷鋒似的好人觀念和職業道德，跟流氓尚有相當距離，說無恥是情緒化評語。
三、鐘南山良心在狹小的範圍，並不在中國和人類大範圍。
鐘南山有沒有良心？我以為是有的。人本善良，邪惡出自習性。鐘南山如果在1949年去了香港和臺灣，接受英國和民國的文化教育，社會政治見解應該不會像上面那樣粗魯，粗得像半坡氏族的陶器。鐘南山是被中共惡意地拔高了，回覆其本來的面目，我想他應該是一位好醫生、好教授、好父親、好爺爺，或許還是一位好丈夫。但他的良心也就在這些職業領域和家庭範圍，充其量是位老雷鋒。
說鐘南山充其量是位老雷鋒，是從他對恢復收容制度建議裡顯露的私心裏推斷的。他跟雷鋒年齡一般大，應當認真地學過雷鋒。他把法律設計跟公民權利和義務撇開，這種思維跟雷鋒完全一個層次。雷鋒做好事也是要分壞人和好人的，對好人像春風，對壞人則嚴冬一樣無情。鐘南山和雷鋒做好事、做好人，都不是依照中華仁義道德正統，而是依造中共好黨員的標準，一定是。我敢說，鐘南山從來腦子裡都沒想過要給他出生和紮下教育根基的中華民國做些什麼。鐘南山腦子裡的中國實際上就是中共，他的多項成果在評定之際一定會歸結為黨，無疑。在中共鎮壓六四學運和法輪功時，如果鐘南山沒事，良心一定讓中共啃過。
鐘南山廣為傳頌的形象是中共欽定的抗「非典」英雄和優秀共產黨員，被中共裝飾後用來遮掩真正中華民族和世界人類的抗薩斯英雄蔣彥永的光彩。在甘於被利用和欺世盜名方面，我從沒聽說過鐘南山有過一絲謙虛的表現和良心發現。
四、鐘南山顯示的是中共國裡普遍的邪知分子現象。
鐘南山的觀點在中共國顯然有相當的普遍性。據說，南京林業大學教授許向陽就比較贊同鐘南山的觀點。在3年前，他曾撰文反對立即廢除收容制度，並向高層上書要求把新救助辦法重新改為收容制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僑新生近日也撰文以「維護社會治安」為名，主張恢復收容遣送制度。這說明，鐘南山的古董式社會政治見解在專家、教授和學者裡並非特例。
應當說，鐘南山、許向陽、僑新生等代表了中共國裡反憲政反法制的專業型邪知分子現象。他們的上述建議肯定對自己有利，藏有私心。但他們不是用情緒性話語來表述意見，而用的是知識性語言。例如，收容遣返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措施，在今後的收容遣送規定中應當加入司法審查內容以防悲劇重演，應當抑制這個制度傷害無辜者惡面以抑制管理有犯罪傾向的無業遊民的惡面，等等。這些語言確有知識或學識，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一樣，卻是用來反自由人權和憲政文明的。像「無業遊民」這個詞明顯反公民權利，反憲政管理。
據說鐘南山們的反公民權利和憲政管理的古董思想在網上有六成以上的支持者。一旦收容和遣返無業遊民的制度再度恢復，唐子們、高智晟們可要當心了，法輪功學員更要受到野蠻對待了。羅干可以利用收容遣返制度把高智晟先收容起來有效限制其聲音傳遞，後遣返到新疆戈壁灘上去有效管制起來。哇，厲害。
結語：欲做中國知識精英的人，當三退棄共以明志。
由鐘南山引發的關於恢復收容的爭執，實際上不過是中共邪知分子的內部分歧。只要與人為敵的中共存在，害人問題就數不勝數，老人們煩無業遊民擾亂治安，青年們煩老人贍養負擔，妻子們煩丈夫包二奶家庭分崩離析，等等。這些問題可能互相衝突，卻都跟中共與善為敵相關。承認中共的合法存在和執政地位，解決這些問題就必定會導致社會各階層互相敵視和反對。通過傳九退三活動和平驅逐中共出中華，不以敵對關係組建社會，上述問題要麼不存在要麼不嚴重，存在的問題都可以通過中華仁道傳統和現代法制軌道結合而解決。當我們用知識性語言表述對自由人權和憲政制度的共享和追求時，迴避揭露和批判中共邪惡，必定彼此敵對。我們要通過這個揭批過程濾掉中共邪知，成為中國知識精英。
在恢復收容問題上，無論是否贊同，解決社會治安的渴望都是一致的。為此，就應該攜手合作共同清除中共，徹底解決讓人敵對的政策、政治和制度問題。「無業遊民」擾亂社會的問題，說到底是中共歧視農民和異己分子的邪惡暴政和騙政製造的。如此不把國民當公民對待的制度，在中華民國時代、在臺灣今天為何沒有？因為中華民國沒有實施把部分人當敵人專政的邪惡制度。如果我們欲以知識性的意見來探討一條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道路，首先應當積極加入傳九退三活動——傳九揭中共邪惡，退三（黨團隊）棄共——以明做中國知識精英者之志。
罵鐘南山是可恥的中國知識精英，其思維還拿中共當中國，被中共邪控著。別罵鐘南山。去跟他說說九評和退黨，建議他學習廣州蒙琦公開退黨。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