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考，有這樣一則廣泛流行的笑話：一天，北京工地上的一個外地民工和北京當地的工程師聊天，工程師驕傲的說自己1987年高考考的好，才有今天的結果。民工表示自己那一年也考了，但沒考上。後來他們把各自的高考成績說了出來，民工發現，自己的成績竟然比工程師高出了50分，可是由於民工在湖北，所以他落榜了，而在北京的工程師卻上了大學，就這樣，他們的命運改變了，一個成了民工，一個成了工程師。
關於高考，有這樣一個十分冷酷的現實：北京有1600萬左右人口，2005年北大、清華的招生指標有851個；河南有9700多萬人口，兩校的指標卻只有171個。北京1.7萬個人中就有１個人能上北大、清華，而河南56.7萬個人中才有１個人能有這樣的幸運，兩者之間的機會相差33倍。
高考分數線、錄取指標地區間的不平衡，不僅是廣大群眾、莘莘學子關心的焦點，也是剛剛結束的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代表議論的焦點。這種不平衡實際上是公民受教育權利不平等的外在表現。在我國，由於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等原因，我國的教育資源存在著現實上的不平等，可以預見，這種不平等在短期內不可能人為的被改變。與這種不平等並存的是，我國在教育資源的分配政策上存在著更大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只是一座紙糊的大山，只要有決心，消除起來非常簡單。教育是公共資源，創造條件讓公民儘可能平等的享用，一方面可以充分保障和體現公民受教育權利的平等，另一方面有利於有限的教育資源的充分利用。而教育分配的不平等則意味著一些資質出眾的人與高等教育絕緣，而讓一些資質平庸的人享用教育資源。這不僅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更是對部分公民（主要是農民）的歧視。
副省長進京或許可以為河南考生多爭取到幾個招生名額，貌似是在爭取教育的公正和公平，實際上是在 「挖東牆補西牆」，河南名額增加了，別的省份的名額卻減少了，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地方行政的干預會讓高考原本已經傾斜的天平更加失去了公平性。如果全國各省的副省長都進京遊說，難道北京的高校就能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加以優惠？因此，省長進京「革」不了教育不公的「命」！制度上的不平等必須要靠制度的改革來解決。只要高校招生的制度不變，只會導致「高考不公，省長進京；省長進京，更加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