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一個莊，首先要吸夠籌碼。實際上，瞭解中國股市的人都知道，中國的上市公司往往做本公司股票的莊，甚至有一些公司並不兢兢業業的做生意，而醉心於做莊。中共就像是在經營一個公司一樣，擁有這個公司的全部財產。當宣布改革開放時，吸引外資時，就是在國際市場掛牌上市了。中共作為莊家是佔盡優勢的: 強勢控制公司全部的資源和股份，完全省去了多數莊家需要小心吸籌的麻煩；全面控制媒體，想要怎麼粉飾都盡可隨心所欲；全面支配經濟管理體系，盡可以任意靈活的配合莊家宣傳的需要改變各項規劃和配置；完全免去了公眾和輿論的監督，即使在陽光下的操作也可以有密室操縱的效果。
上市以後，有一個拉高震盪洗盤的過程。自從吸引外資以來，中共一方面以一些特殊的政策吸引外商前來，另一方面並不真正實行市場經濟所賴以存在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制度，繼續在商品經濟的花哨的外包裝下推行專制統治。外商受到中國龐大的市場和充足的勞動力的吸引，紛至踏來，逐年增多。但是，中共政權治下的地方政權的惟利是圖、各行其是，以及各級官僚的腐敗，甚至常常是當局的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導致大批外商並不賺錢，有不少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市場付出了高額的成本。二十多年來，許多外商丟盔棄甲離開了中國市場。
《失去新中國》的作者依森。葛特曼在書中說：「我所認識的金融分析家沒有一個能夠得出有多少美國公司獲得利潤的確切資料，特別是那些最早在中國投資的公司。在北京的企業首腦，私底下沒有人認為中國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如果連首期的投資也計算在內，那麼只有大約百分之五的公司賺錢。」
洗盤的結果，留下來的都是不會輕易離開的了。「不肯輕易離開」這個現象，其背後是人類貪婪的本質在其作用。美國金融界的典型看法是，中國是最後一個有開發潛力的大市場。美國舉世無與匹敵的資本力量，在世界上的新興市場中，唯有在中國才可能存在與其資本力量相匹配的投資機會。正是美國金融界的這個看法，使得這個領域的跨國公司成為在中國市場冒險逐利的先鋒部隊。正是這個先鋒部隊的永無停歇的逐利慾望，造就了中共國家壟斷資本做莊圈錢的成功。在此，其貪婪表現出不顧現實缺陷的非理性集體衝動。
這就如同股市上的跟莊者，之所以會上莊家的當，是因為其貪心，想極了要靠著莊家賺大錢，完全忘記了莊家為何而坐莊，因而上當受騙。
金融界的所持的對於中國市場的類似於「強迫症」一樣的看法，使得離開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冒著一個較大的風險：公司前景不廣，拓展市場不力，因而形象不好。
在這個階段，中共採用了一切改善包裝的手法來製造市場對其價值的非理性判斷：大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公路、機場、港口、通訊設施等，各省市縣競相趕超，令外國人對其速度於規模嘆為觀止；所有大中小城市一齊搞城市經營，提升城市景觀，力促房地產業，最典型的是上海浦東，十年之間將一大片稻田變成中國第一的中央商業區；將幹部花巨資送到外國培訓，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在國際上造成一種中國人力資源迅速提升的印象。這一切之所以說是一種包裝，是因為中共只關心表面的和短期的影響效果，而不考慮實質性的和長期的變化於後果。
但是這一整套大面積的包裝，正符合了國際資本尋找大規模高額利潤的訴求：國際金融資本看到中國如此起勁的證明自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市場，就更加起勁的去炒熱中國市場。在這裡，中共政權找到了其貪婪的西方同盟：推薦中國國企上市的跨國公司，趕上了中共的班車，一併做了莊家。雖然他們的獲利還遠不能與中共的獲得相比，但是如果他們與國際投資者比起來，首先會獲得可觀的利潤。如果他們夠精明，他們甚至可能盡量不損失，而只是把國際投資者套進來。
當然，這些推薦國企上市的跨國投資銀行，由於其非理性判斷，還會認為他們在中國大企業海外上市的蛋糕中佔據了一個份額。而為了未來的份額，他們事實上也在不惜犧牲原則的與中共妥協，推薦所有中共的日程表上排隊上市的國企，而不是按照投資銀行的業務標準推薦符合要求的國企上市。這，就是中國銀行的負責人，在中行連續發生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案後，仍宣稱中行上市不受影響的原因！
可見，迄今為止，中共做莊的手法是成功的。國際資本熱望的機會，中共給造出來了。而國際資本在這個經濟全球化已經失敗的今天，仍不知反省的執意謀取暴利，僅僅是滿足了中共政權對資本的急切需求，並沒有真正參與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機制。國際資本急功近利的非理性衝動，給中共提供的資金，並不能起到幫助中共穩定並走向更大市場的作用。最終，中共的遊戲將很快玩不下去，就像億安科技一樣；西方金融界於投資者最終將發現自己被綁架上一艘已經在下沉的破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