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的壓制和封鎖，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個體的良知匱乏，也不能推卸責任。特別是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都不敢面對自己的文革經歷，更不願承擔道義責任，甚至可以說，在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的今天，對這場"浩劫"的全國性反思還未開始。
一方面，儘管中共官方於1981年發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擁護。但僅僅是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體罪惡，把林彪和"四人幫"作為毛澤東替罪羊，用黨犯錯誤來掩蓋制度弊端。而且，政權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調談論文革，卻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盡量迴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麼沉默、要麼自我辯護；絕大多數受害者大都用各種託詞來關閉記憶，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願意講受害經歷。比如，最為狂熱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適齡青年，然而，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老紅衛兵有所反省之外，絕大多數人皆以"不堪回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從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到九十年代的諸多文革回憶錄，非但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個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謙卑懺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無悔"的大義凜然！
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聯動"橫行北京、最為瘋狂。公然提出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口號，實施過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遇羅克之死以及眾多被株連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些造反先鋒對當年的回憶，要麼標榜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要麼訴說是父輩和他們自己如何受難，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搶、私設公堂等野蠻行為，基本不提他們那種"自來紅"的特權傲慢，也不提他們造反來自強烈的奪權動機，更不會向他們的受害者表示絲毫懺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個體責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責歸咎為極少數替罪羊（如四人幫），或者歸結為抽象的時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體性。
比如，2003年12月，葉劍英的兒女兒葉向真曾向鳳凰衛視談到過葉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雙重身份--中共元帥之女和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領袖- -使她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連她自己也承認那時的她"太過出名"、"太活躍"和"太過折騰"。但她對自己的紅衛兵領袖生涯的敘述，只是極為簡單地幾句帶過，沒有任何具體細節，加在一起只有58個字，既沒有交代她參加紅衛兵的過程，也沒有她參加了那些造反活動，是否參與過"打砸搶"和"揪鬥"，是否迫害過別人。自然，內疚和懺悔也就無從談起。然而，對江青整肅葉家、葉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獄之災的敘述則詳實生動，有起因、有過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細節、體驗和所受到的身心傷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佔了一萬八千多字的採訪文字稿的25％以上。
作為一場全民捲入的狂飈，遭到殘害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難以統計出準確的數字。那麼，參與迫害的人數將幾倍於被迫害者，卻很少有人反省和懺悔。紅衛兵的紅色恐怖、造反派的武鬥、清理階級隊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四二二、內蒙內人黨血案等大屠殺，至今仍然沒見到這些暴行的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
在此意義上，阻礙國人直面文革災難的負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參與製造文革災難的個體不願面對自己的歷史。正是這種不肯懺悔和反省的民族傳統，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間基礎。因為在網路時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於反省和懺悔，那麼官方絕對無法封鎖民間對文革的自發反思。
呼籲當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進行個體性的反省和懺悔，並非是要對他們進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審判，而僅僅是為了：1，還原文革大災難的真相，並通過還原真相來總結文革的教訓，以避免此類悲劇的重演；2，逐步擺脫那種把所有災難歸咎為外在因素而不願直面個人責任的傳統意識，進而培育一種健全的個人責任意識；3，把文革這場全民參與的大災難變成國人的精神財富，通過每個人自願的反省和懺悔來提升國人的精神素質。
可悲的是，中國特色的文革悖論延續至今：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文革的最大禍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盡風頭的高幹子弟變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
對於重大公共災難的參與者而言，當絕大多數個人不願面對歷史真相之時，沉默或說謊的代價將被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負面代價的持續積累就是在積累社會危機，並把這種危機一代一代地轉嫁下去：一代代繼續說謊，直到謊言徹底腐蝕了一切，中國人再不知道何為個人誠實和何為歷史真相，從而一次次或濫用或錯過或放棄歷史的機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開的清算和討論，浩劫就一直沒有過去，只不過變成另一場更隱秘的"浩劫"：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沈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2006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