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京報》記者在一次對許智宏的採訪中詢問道：「全國各地的高校都普遍存在高招指標各省分配不一的情況，比如北大在北京的指標就多於其他省份，很多人批評這是教育不公平，你怎麼看？」
許智宏回答說：「我每年都講，教育的公平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公平。即使在美國也一樣。事實上，我們在北京的指標也不是特別多。……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學生在北大的比例大約是百分之十三到十五，這個比例比其他地區大學中的本地學生比例低多了。」
記者繼續追問說：「給多大的比例又誰來定？這種機制怎麼形成？」
許智宏迴避了這兩個「高度敏感」的問題，大而化之地回答說：「任何一個指標都不可能絕對公平，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能是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爭取做到區域平衡。」這樣的官話和套話，在我看來，等於什麼也沒有說，表明許校長根本沒有正視問題的誠意。
但是，這場質量不高的對話激起了我的深入思考：誰之北大，何謂公平？
顯然，北大乃是全國人民的北大，而不是北京的北大；北大的財政支持來自於中央財政，換言之，來自於全國所有納稅人的血汗錢，而非北京一地居民的奉獻。因此，北大對北京地區學生的特別優待是毫無道理的。許校長以北大學生中北京學生的比例大約是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的數據，來說明北大比很多地方大學更少照顧地方利益。這種比較是一種拙劣的障眼法，因為北大與許多地方大學的性質根本不同－－許多地方大學的財政支持來自地方財政，它們偏向於在本地招生、為本地培養人才，乃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做法；而北大作為由一所由全國納稅人供養的、面向全國招生的高等學府，理應在全國範圍內追求更大的公平。全國總人口為十三億人，北京人口為一千多萬人，北京人口僅僅是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然而，在北大就讀的學生當中，北京學生人數佔到百分之十三至十五，此比例高出前者十五倍。難道我們能堂而皇之地說這樣的數字是正常的嗎？難道我們僅僅用「任何一個指標都不可能絕對公平」的中庸之言來開脫嗎？
許校長不敢回答記者問及的「此比例究竟是由誰來制定、這種機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因為這一切全都是幕後暗箱作業，並未經過公開的討論、科學的研究和民主的聽證會等過程。許校長不同意舉行聽證會以遏制大學亂收費的建議，他所舉的例子還是西方大學如何如何－－「西方國家的很多公立大學都沒有進行過學校收費方面的聽證」，此時此刻他再不提「中國特色」了。許校長維護的是一種歷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潛規則」，這種「潛規則」嚴重傷害了、並正在傷害著全國所有考生的基本權利。我在北大唸書時，與我同班的北京籍同學，考分比我整整少一百多分。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北京籍同學在四川參加高考，其成績不用說要上北大了，即便想上專科學校都不可能。但是，因為他們出生在北京，因為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北京人，他們便擁有了珍貴的「北京戶口」。他們在北京參加高考，就能以如此低的考分驕傲地邁進北大的校門。如今，我也擁有了這份「北京戶口」，以後我的孩子也就擁有了這樣的特權，我自己也成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的「受益者」。但是，我完全不認同這種制度，我必須超越自身的利益趨向而嚴厲批評這種制度，這是一名知識份子的天職。
許智宏校長以「美國也沒有絕對的公平」來作為批評北大學費猛漲的擋箭牌。當然，我也知道即便在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也沒有絕對的公平，但這不足以成為我們不去追求公平、安於現狀的藉口。美國的高等教育固然問題亦多多，但即便其頂極的幾所私立大學（私立大學當然比公立大學更講求「經濟利潤」），也對學業優異的貧困學生提供高額獎學金。我有幾位移居美國的朋友，他們的子女便是這套獎學金制度的受益者，中學畢業之後以優異的成績拿著一年五六萬美金的獎學金進入哈佛、普林斯頓等名校。否則，按照其父母有限的收入，根本無法承擔此高昂的學費。與之相反，今天的中國比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要「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精神滲透到了包括北大在內的所有大學的骨子裡。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招生制度不僅對西部地區的學生極端不公平，水漲船高的學費也逐漸讓許多出身貧寒的學子望而卻步。北大正在蛻變成富人的北大，近年來北大學子中工農子弟的比重在迅速下降。
許智宏校長的這些說法，讓我聯想起日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的若干言論來。王發言人是一名高級官員，他說話自然毫無遮掩；不像許校長是一名知識份子，說話還猶抱琵琶半遮面。新華網報導，王發言人明確指出，人們對學費問題應當轉變觀念。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該發言人還娓娓動人地以「名貴服裝」來形容北大、清華的崇高地位－－有錢人可以選擇逛名牌時裝商店，購買昂貴的名牌時裝；普羅大眾則可以選擇路邊小店，購買普通的衣服。這就叫做「各取所需，按財分配」。
對於這樣一種來自官方的振振有詞的解釋，有網友置疑說，該比喻混淆了作為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時裝業與作為社會公益事業的高等公立教育機構之間的本質差異－－ 「名貴服裝是『私人物品』，而北大、清華全國只此二家、別無分號，當屬最為稀缺的『公共物品』。服裝販子出售衣服，遵循的是『價高者得』的市場原則，因為獲取利潤是他們追求的最主要目標，自然誰出價高誰優先享受。然而，政府不是追逐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而是以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為己任的公共部門。高等教育的主旨在於培養人才，優質教育資源越稀缺，政府越應當『惟才是舉』，讓知識、資質、能力方面的優秀者優先接受高等教育；而不能『惟財是舉』，讓錢包充裕者優先享用北大、清華。」如果北大、清華「惟財是取」，將進一步惡化中國社會本來就已經相當嚴重的社會不公，使得「起點的不平等」成為現實，這種機制比起當年帝制時代的科舉考試亦是一種可怕的退步。
拿買衣服比喻上大學，這個拙劣的比方暴露出了典型的「教育產業化」的政策取向，以及背後「有錢便有一切」的、粗鄙化的崇富心態。近十多年以來，「教育產業化」的思維已經對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高等教育造成巨大傷害。雖然許校長聲稱「北大的財務是最規範的，每年都要進行三到四次的審計」，但北大每年招收名目繁多、數量巨大的「工商管理碩士」等，其報名者多是企業老總、政府官員，每人收取數十萬巨額學費。這些學生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僅僅出席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的「蜻蜓學生」，但北大看重的是收取學費，而不管其學業如何，錢到賬了，學位也就慷慨地交換。這些「灰色收入」是否經過了審計？這些「見錢眼開」的做法是否符合北大的人文傳統？許校長是否願意回答這樣的置疑呢？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