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到廣西調查人吃人事件，直接揭露共產黨社會最可怕的一面，當局允許嗎？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鄭義：很多事情是在一些縫隙之中做到的。文化大革命最後發展成為全面內鬥，和老百姓對共產黨壓迫的反抗是有關係的。所以，共產黨不願意提文革的歷史，直到今天，對文革的題材仍然加以限制。如果共產黨一開始就知道我要寫這麼一本書，他們肯定不會同意，一定會加以阻撓。
文革時廣西屠殺人和吃人的事情鬧得太大了，很多年以來，受害者一直在喊冤；而且一半以上的人都受到過迫害，廣西的局勢一直穩定不下來。胡耀邦主政後，就開始了對廣西文革歷史的一次複查。參與殺人和吃人的一方，或者受到刑事處分，或者從權力的位置上退下來了。
我去調查的時候，剛好是「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運動剛剛結束，廣西當時很多官員是通過「處遺」運動剛剛恢復了權力，他們對這段歷史是非常憤恨的。另外，廣西一些正直的官員和群眾多年來也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材料，他們給了我很多支持。
當時我沒有跟當局說，我要寫這段血腥的歷史，來證明共產黨統治的慘無人道。我對廣西當局說，我想研究文革期間，這些殘暴現象背後的心理：為什麼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別人看起來不是魔鬼的人，在那種群體瘋狂中，會墮落到連野獸都不如的地步。這確實也是我要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廣西人談論文革殺人吃人的事情已經談論得很多了，所以我去調查這個事情，是碰上了比較有利的時機，這是一個大的形勢。
但是具體到基層，還是有一些參與屠殺的人在掌權，所以也受到一些刁難和阻撓，包括威脅。比如，廣西武宣縣，也是吃人最多的縣，那個縣的縣委對我基本上是採取圍追堵截，處處刁難我，連一次車都不給我派，把我困在那兒。我完全是靠民間的力量，一些受害者長時間堅持揭發這種罪惡。
調查報告完全是真實的
記者：就是說，您這是調查報告，完全是以事實為基礎？
鄭義：當然是調查報告，每句話都必須要有出處的，是以事實為依據的。為了把情況調查清楚，我到基層時，有幾方面的人，我都盡量要見的：
第一，是當地公檢法方面的人。在他們的檔案裡，有犯罪的具體記錄，這些檔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儘可能採訪當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員。文革不只是普通群眾受迫害，共產黨內部意見不一樣的官員也受到了迫害。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有一定地位，說話也比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較可信的；
第三，我還要去見當年殺人和吃人的凶手。他們有些人年紀很大了，也沒有判刑，還在自己家裡住著，我就跑到農村去見他們。還有一些關在監獄裡，我就到監獄去訪問他們。
第四，就是去見當年被屠殺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遺屬，聽聽他們怎麼說的，因為他們是苦主。
出版十多年 無人敢說「不」
總之，只要是能夠向我提供確鑿、可信證據的人，我基本上都見了。我沒有發現一個人對我撒謊。從不同渠道得到的資料，沒有任何矛盾之處，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這是因為在共產黨社會裏，揭露共產黨的罪惡，這本身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沒有人敢說半點不實之詞。
我的關於廣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紅色紀念碑》，基本上是以這個調查為基礎來寫。這些書公開出版十多年來，沒有任何人敢出來說一個「不」字，包括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在民間，有持不同意見的人說：你把這種事情寫出來，不是丟我們中國人的臉嗎？我說，這要丟是丟共產黨的臉，丟凶手的臉，不是丟中國人的臉。比如，揭發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並不是說德國、日本就沒有好人了，不是這個道理。
八九『六四』大屠殺後，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在逃亡途中完成了《紅色紀念碑》這部著作。裡面有大量翔實的資料和採訪，我沒有想到，我能寫完，共產黨還沒抓住我。我當時想能寫多少算多少，能自由寫作一天我就寫一天。
這麼多年來，沒有人敢出來否定，這得益於當初向我提供證據的是真實的，我寫的也是真實的，絕對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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