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施氏與魯迅之爭其本身就集中體現了魯迅的剛愎自用和得理不饒人。一個經典的史例就是那場於1933年發生的「推薦書目」之爭。所以至今施氏在魯迅別世七十年之後依然不去做歷史的申辯。以至至今凡遇有人前來索取施老對於學生的推薦閱讀時，施老都必然會躲避三舍。
這也與政治家把魯迅狹隘時政化相關。凡口出魯迅必然是無產階級政治家一員，凡口出魯迅必然是絕頂響噹噹的無產階級文學家。這就難免將魯迅的個性中劣根一面美女化，又因了如此美女化令視聽混淆，是非不明。作為歷史這是沒有道理的。
據史料記載，1933年上海《大晚報》曾向施蟄存索取適宜於青年人治學讀物的推薦。施氏便在信中提及《莊子》、《文選》兩種。事出，不想即遭魯迅尖刻抨擊－－ ……有些青年……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和《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魯迅全集》卷五/第324頁/人民文學1982年版/《准風月談-重三感舊》]
興許是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需要而矯枉過正，但僅僅一個民族學者的讀書推薦就令魯迅如臨大敵，其烈性怎與「文化旗手」的高瞻遠矚相符，又何以旗手可為？
奇怪的是在上述同一文章裡，魯迅竟然也談到「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而施蟄存抓住此一點為自己辯解說：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明顯的是魯迅的自我矛盾在此昭然若揭。既然激烈地主張全面反覆古，為何又要承認「古」的一定的現實合理性呢？自己所言之「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又做何解釋呢？
不許他人做思想的民主嘗試，自己卻要左右逢源任意圓說，這倒是有些像似當今美國的單邊主義，而施老倒是有了些多邊主義的民主思想呢。
魯迅的文風還有一點突出為「罵」字當頭，在此次事件裡也有表現。
當施蟄存先生客氣地撰文回《大晚報》時道：我在貴報向青年推薦了兩部舊書，不幸引起豐之餘[魯迅筆名]先生的「訓誨」……魯迅對此立刻回敬：施先生……說我訓誨，這「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他個人勸告……」。好了，經歷了文革的我們實在不能再聽下去這些令人驚詫的語句了，然而他竟然出自一個政治家們樹立起來的「偉大的旗手」之口！難怪1966年一場文化大革命怎麼與魯迅的行經就是那麼的相似！怎麼魯迅的文風就好似一場發動於1919年（五四運動）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呢！
我就想用魯迅的一句話來問問魯迅－－「辱罵和恐嚇」還是不是「絕 不是戰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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