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在赤區以外殺害人命的殘酷手段，有了確切體認。同時，國際的正義人士，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輿論一致指責共產黨的違反人道主義的罪行。
第二，我們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譽從此建立，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和各地的租界當局從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合作關係，為以後的業務增加不少便利。此點，關係極大，因為各地共產黨的地下指揮機構，大部設在租界裡，沒有租界當局的通力合作，是難加以破獲的。
第叁，對於新近轉變的，或是以後轉變過來的共產黨分子，堅定了他們效忠於我的決心。
第四，周恩來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潛往江西赤區。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會步許多被捕同志的後塵的。
最可笑的，共產黨國際為了平息國際正義人士的憤怒，挽回國際輿論的不利形勢，對於中共的這種暴行，竟也假惺惺的發出「指責」，說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於殘酷的報復手段」。話是說的不錯，然而除了「殘酷的報復手段」之外，共產黨又能用什麼來維繫他的暗無天日的魔鬼集團呢？
總書記向忠發被出賣
人們□知道共產黨對待敵人是殘忍的，其實他們對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嘗不殘忍呢？為了爭奪個人的權利，竟不惜向「敵人」出賣自己的同志，卑鄙無恥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獸無異。下面就是共產黨陷害同類的無恥記錄。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於是第叁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叁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叁路線」時期。
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義的瞭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內），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
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
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裡，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記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裏萬分不願，但是鑒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
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裡，又捕到共黨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
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著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
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份。
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好低頭認罪了。
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己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裡。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共產黨的報復
民國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這叁年之間，我們連續破獲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組織，包括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機構，和中共中央總部，以及全國性的赤色群眾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盟等，各省的共產黨地下指揮機構也連續破獲，由莫斯科回來，和由江西赤區派遣出來的補充幹部，上任不久，又陸續步他的前任者的後塵，逐一踏進我們特為他們所預備的地方，而這些人經過「招待、說服、轉變」這叁步曲，最後總是由敵人變成我們的同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由於這些新血輪的注入而迅速增加，這些新手加入之後，每人多少都從他們的「娘家」帶來一些禮物──共產黨的秘密，所以更予共產黨繼續不斷的破壞，使共產黨在赤區以外的各地地下組織，瀕於不能維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對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地下工作的計畫，不得不重作全盤的考慮，在估計了敵我形勢之後，它採取了二項重大行動：
一，將身份已暴露，或與被捕轉變分子熟識的地下工作幹部，一律調回「蘇區」，原有機構，一律放棄，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組織，企圖建立一個與舊的組織絲毫沒有牽連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統。
二，由「蘇區」派出一批精於射擊的暗殺專家到上海，企圖以恐怖手段對付轉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
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叁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有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後這一段時期，對付我的工作人員是例外，我們從它的不惜違背教條，採取這無恥政策的行動看來，已足以說明當時雙方戰鬥的尖銳程度了。
自顧順章轉變以後，共產黨中央的特務工作，曾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主持其事，這五人委員會的人選是周恩來（現任偽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趙容、潘漢年（現任上海市副市長）、廖程雲（即陳雲，現任偽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鄺惠安等，實際負責人是趙容，江西的射擊手調到後，由鄺惠安負責領導，組成一個執行恐怖行動的「紅隊」。它的任務以狙擊黨內叛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為主，附帶從事綁票勒贖勾當，以解救經濟方面的臨時困難。
「紅隊」成立後，我的工作人員接連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傷害甚多，現在還記得的約有：
一，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時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五個暴徒，在一個內奸的指引下，衝進我們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秘密辦事處，擊死一人，擊傷叁人，辦事處的主持人受傷後倒地佯死得免。距離此案發生的前叁天，該處附近有一供職於紅十字會的會計員被人暗殺。初未在意，嗣後才明白死者的面貌與身材，酷肖該處的主持人，故被誤殺。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個工作人員經過南市某處，其中有一新轉變分子，他發現某茶館的臨街一張茶桌上，坐著五個紅隊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離開當地，但已為紅隊所瞥見，在走近崗警的地方，紅隊惟恐我們報警，遂開槍射擊，當被擊死一人、擊傷二人，暴徒則在紛亂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奉命前往法院，為一個已經悔悟的共產黨罪犯作證，以便保釋，行至中途，又被紅隊暴徒擊斃。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六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逕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七槍而死。
五，史君死後，我派錢義璋君繼任他的職務。約在二個月之後──八月十二日，錢君到一個旅館裡去會見一個人，正欲登電梯的時候，被預伏的暴徒襲擊身死。
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佈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次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現在輪到我們傷腦筋了，史、錢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產黨向我的全體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們的葬身之所，誰要來，就是這個樣子。」而我們內部的問題，經過這兩案也完全暴露了，共產黨對我們的行動瞭解的那麼清楚，真有防不勝防之感。相反的，我們對重新建立後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卻完全茫然，我明敵暗，形勢之不利，可想而知，這一切的問題，經過集體的研究和考慮，最後採取二個步驟：
第一，重新調整上海的工作人員，凡稍有可能受共產黨利用，或是為共產黨所最忌恨的人，都調離該地，另派負責人並一批新幹部去補充，共產黨已調換了角色，我們也換了新手法去對付他。
第二，重新確定向共產黨進攻的計畫，這個計畫的重點：一、先解除紅隊給予我們的威脅。二、重新向共產黨上層進行滲透。同時，為了鬆懈敵人對我們的襲擊和戒備，在實行這二個步驟之先，表面上我們佯裝對上海工作作暫時的撤退。
於是，我們和敵人進入第二階段的戰鬥。
（本文摘自徐恩曾《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轉引自傳記文學《細說中統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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