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信訪局：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
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訪辦就得讓訪民進去
「小心啊！今天來接訪的人多，千萬別講是哪裡來的啊！」11月24日一早，我跟來京上訪農民許永年去國務院信訪辦。路上，他接到了這個語氣急促的電話。
許永年62歲，是福建廈門海倉鎮霞陽村村民，來北京反映村幹部賣地問題，我們是在社科院農發所碰上的，他來找於建嶸。
於建嶸從事社會衝突研究，常到下邊跑，跟農民接觸。這兩年，光農民給他的控告信就收到兩萬多封。有的上訪農民還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區農村的家，老許就是自己摸上門的。
「我一點兒都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惟一能做的就是聽他們傾述。聽的時候我想：為什麼信訪量連續11年增長？上訪究竟給農民帶來了什麼？信訪引發的衝突原因在哪裡？政治後果又會怎樣？直到今年5月，我才下決心做一個定量定性分析，對我國的信訪制度狀況進行系統調查。」於建嶸說。
「信訪成了塊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現在羞到了中央。」信訪問題，已是社會焦點又是敏感的話題。11月，於建嶸的調查報告《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後果》一披露，聞者嘩然。
去年，本報報導過於建嶸《讓農民自己講話》。「有人罵我今年就變了，是不是想取消信訪，不讓農民講話了。總之，批評和誤解的聲音很強，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孤軍奮戰。」
讀完於建嶸的調查報告後，我又跟上老許去信訪辦和上訪村，看看他們到底是怎樣上訪的。
「既然政府設了這個部門，就是叫老百姓來反映問題的」
國務院和全國人大信訪辦是一門二牌，人稱「兩辦」。
「兩辦」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條死胡同裡。果然，離老遠就見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邊停著遼寧、山西、河南等地來接訪的警車。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見人朝裡走就問：「你哪裡的？」，或把人攔住：「把身份證拿出來。」問到老許時他沒答話。
「問你呢，老頭子。」有人指著他喊道，老許還是不吭氣，往裡走。眼看擠過巷口時，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兩腳，老許趔趄了幾下，站穩。然後又使勁兒地擠過了巷口。
「兩辦」大廳裡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空氣混濁，有點像火車站售票大廳。一共開了6個窗口，窗口上方標著一溜兒省份名，上訪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窗口前排隊，交材料、領表格，上訪人管這叫「掛號」。
一個30多歲的婦女癱坐在地上，雙手抱頭，哭哭啼啼。她披頭散髮，褲子也破了，露出裡邊的紅毛褲。「剛才在路口，她被接訪的打了頭。問她哪裡的她不說。」
「那就講嘛，省得挨打。」我說。
「不能講！講了會被截訪的拉走。」好幾個人同時告誡我。
她的丈夫排在老許身後。我問他們是哪裡的，說是山東的，來告村官。
我指著地上的女人說：「又花錢，又受氣，別告了。」
男人面無表情，眼睛死盯著窗口，沒說話。
「來北京上訪幾次了？」我問。
「7次。」他答。
「不耽誤干農活嗎？」
「現在冬閑，地裡沒活，就上來了。」
9點，正式開始「掛號」。不斷有人站在排隊的人身邊攀談：「哪裡的？」、「反映什麼問題啊？」上訪者稱接訪者是「截訪」。在大廳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來接訪的，他們從各省來，多是中青年男人，衣著整齊，有的手裡拿著喝水的杯子，到處轉悠。而來上訪的人各式各樣，有人甚至穿著開花棉襖，腰間繫根繩，一根棍子挑著行李；有的人拄著拐，還有人是給抬進來的。
突然，大廳裡一陣騷動，一夥人扭打成一團兒。混亂過後，有個拄拐的人頭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拄著一根棍子，用陝西話大聲嚷嚷道：「在家打，來北京還打。讓不讓老百姓活哩！」她舉起棍子，像瘋了一樣往上衝，棍子被人折斷。
老許身旁也站著一個男人，軟磨硬泡地問：「哪裡的？哪裡的？」瞥見老許手裡的材料後，他立馬高興了：「啊，原來是福建的。你也別怕，福建沒來人接訪。」 接訪的人只管本省的上訪者。第一次來北京上訪，老許也是被接回去的。「一共上來4個幹部，從福建坐飛機來，坐飛機去。說好了一定解決，回去把我丟在家裡又不管了。」兩次上訪，老許花掉家裡八九千元錢。
旁邊隊裡，幾個人圍住一個50多歲的男人勸說著，他們講的是安徽話：
「回去，回去，我們回當地解決去。」「哎喲喲，我就是當地沒得到解決，才跑北京來。要是你們能解決，我跑北京做什麼？」
「你來這兒，也解決不了。」
「既然政府設了這個部門，就是叫老百姓來反映問題的。」
勸不動，幾個人就動手拉。被拉的男人不急不惱，只是用力甩開拉著他的手。然後雙手一抱拳道：「各位，對不起了！」又回隊裡站排。
「老太太，走吧，咱們吃飯去。」一個接訪的人，正竭力哄勸一個老太太。
「不去！」老太太一扭頭道。
「你看，馬上就到11點，排不上你了，咱們吃飯去啊。」
「不去！」老太太不再搭理他。
差一刻11點，老許排到了，他交上材料和身份證，裡邊的人往電腦錄入登記，然後遞給他一張表。老許填完後說：「下午還得來排隊，交表。」
「這一屋子人全是來告法院的。要麼不給你立案，要麼怎麼打都肯定是你輸」
出了「兩辦」，我跟老許回上訪村，一大群上訪的人都往陶然橋南走。走了一站地，到了一片居民區，有棟樓上挂個牌「東莊」。路邊，有人在賣中央機關、新聞單位通訊錄，有人支張桌子替人寫材料，還有人家的窗戶上掛著替人上訪、打官司的招牌。
兩個穿黃膠鞋、戴藍呢帽的壯漢站在背風向陽的牆角，翻看著什麼。老許跟他倆兒招呼道：「怎麼樣上午，表拿到了吧？」
「哎呀呀，別提了！我們地方截訪的堵門呵，根本沒進去，身份證也給搶走了。」
「你看看。」其中一個抬起骼膊，衣袖露出一道大口子。「真凶！拖我倆兒上車，我倆兒死活不上，跑掉了。」他邊說邊從地上的化肥袋裡扒出上訪材料。
另一個笑嘻嘻地說：「截訪的罵我倆兒，來上訪，你們腦子裡有蛆啊！」
出了居民區，走到一片草地和小樹林邊上，碰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太，身上挂了四五個包。老許問：「你也來上訪？」見人搭話，老太太卸下身上的袋子，就勢坐到地上。
「東家推西家，西家推東家，我都上訪多少年了。」她有氣無力地道。
「你住哪啊？」
說夏天住小樹林，冬天睡南站候車室。「天天夜裡11點往外頭攆，3點才讓回去。」西北風夾著沙土一陣陣地吹打著人臉。她瞇著眼叨嘮著：「誰來救救俺吧！救救俺吧！」
猛地，老太太睜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問：「同志，你是哪兒的？是中南海裡的？」說罷，她又匆忙從包裡掏出一摞打字複印的白紙。
在一堵距鐵路十來米的牆邊，幾個人正用木桿搭窩棚。我把頭伸進一個搭好的小棚子裡，裡邊坐個抽煙的男人，他們一家三口從江蘇來。女人的手和臉皸裂，不停地淌著清鼻涕，說是花了25元錢買了塊塑料布，搭起這個小棚子。「今天我們去人大了。」她還挺高興。
「在這兒過冬？」
「沒得辦法啦，房子沒了，地也沒了。我們就是來告那些土霸王，讓我們有家不得歸。」
上訪村到了，它也在鐵路下邊，是一片雜亂擁擠的磚房。進出南站的火車晝夜不停地駛過，火車經過時「轟轟隆隆」地震得地動屋搖。
30來歲的劉群替人管房子，他也是上訪農民，在上訪村住了3年。他說上訪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一開始就一兩家，現在二三十家。『呼呼』地上人，天天還能住滿，得有2000人哩。」因為離「兩辦」和高法信訪辦近，宿費便宜，一宿3塊，這裡就成了上訪人聚集地之一。
剛進村口，就被一個白髮白鬍子老者攔下，他顫巍巍地拿著一張紙，要人幫他撥個電話。紙上是駐京新聞單位電話表。他指了一個號，我替他撥通。
「餵，」他講很重的方言，大意是問人家收沒收到他寄的材料，一句話還沒說完，對方就把電話撂了。「天天打，天天打。」看電話的女孩不耐煩。上訪村的房子裡全是簡易大通鋪，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屋子，能擠20多人。從東北來的於德水坐在床鋪上說：「俺們來上訪，就是想要個判決書。」
拆遷扒房子，他和開發商沒達成協議，結果被強遷。「把俺家東西都拉走了。上法院打官司，不給判決書。一股火，我的青光眼也給急瞎了。」
他不停地眨巴一雙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說：「俺們是月月交表，天天去信訪口等，二十多天才叫了一個號。多急人啊！俺又不能闖門，那樣犯法。俺是8月8日來的，這都多少天了。我一個瞎子，能有什麼辦法？」
屋裡很快擠滿了人，我手上、包裡也被塞滿了材料。剛坐一會兒，幾個女人又把我拉到隔壁房裡，鄭重其事地說：
「你去反映反映，截訪的人抓人、打人怎麼就沒人管？『兩辦』我們都不敢去了。」還說她們的一個訪友上午被打，是用膠皮管子打的，鞋都給打掉了，現在人在醫院裡。
「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訪辦，就得讓訪民進去，就得接我們的材料啊。」
「我懷疑信訪口的人，被各省買通了。為什麼告到這裡，推到那裡，讓我們在北京轉圈子？」
我問他們怎麼不去法院打官司。
「你瞅瞅，這一屋子人全是來告法院的。要麼不給你立案，要麼怎麼打都肯定是你輸。想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人還沒到，人家電話早打過去了。」
她們又拽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趕快說：「俺們大隊書記的親戚給人殺了，書記托了個夢，說人是我兒子殺的。把我兒子抓起來了，現在還在瀋陽大獄裡圈著哪，都13年了，真殺人的人還擱外頭待著呢。」
「沒證據，怎麼會判？」我問她。
「要是真有證據，我兒子早給崩了，還能關到現在？」她說表交了，但等了一個月也沒喊到號。聽別人說話時，我瞥見她雙手合掌，嘴裡嘟囔著，沖牆又叩又拜。
「我們的任務，就是盡量不要讓我們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記」
「既然連門都進不去，別告算了。」在上訪村，我勸他們。
「我們依法上訪，大老遠地來了，門都沒進，能死心嗎？」
「國家法律就不執行，這不是逼老百姓上訪嗎？」
「中央聽不到訪民的聲音了，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讓中央知道。」
在上訪村，一個女上訪繪聲繪色地給我講了個故事：
「頭年我來上訪，在前邊橋洞底下住了一些上訪的。有一天，來了個人，穿得可板整了，後來俺們才知道是×××的秘書。」
「你怎麼知道的？」我打斷她。她口氣篤定地說：「我當時就在旁邊看的，他一邊還站了一個警衛人員。他問：你們來上訪都是什麼事啊？大夥兒就把上訪材料拿來給他看，他看了老長時間才走。過了大概半個來月，『兩辦』門口的牆上，有人貼了一張紙，是中央領導下的批文，寫了3條，全是維護俺們上訪人員權益的……」
於建嶸及課題組曾對632位進京上訪的農民進行問卷調查，有90.5%上訪人的目的是為了「把問題反映到中央，讓中央知道情況」；88.5%的人是為了「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以求問題的解決」；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會直接解決，但可以得到批文」。
我問劉群，在上訪村，見沒見過有人拿到了中央領導的批文。
「3年了，我沒見過一個。能拿回一張帶『回執』的單子，就已經不得了了。」
他說自己來告地方亂收費問題。「光填表，不管事，農業部我跑了不下20趟，最後也告煩了，冤死拉倒！開始有幾個村扒錢(籌錢)叫我上訪，看我總告不贏就不管了。我也沒臉回去，回去也怕打擊報復。」
「我算幸運，能在這兒找個活干，有口飯吃。有的人上訪花光了積蓄，連回去的路費也沒有，天天撿爛紙賣。有人沒能熬下去，最後精神崩潰，天天坐在鋪上揚著臉，破口大罵。還有的夜裡不睡覺，一會兒哭，一會兒笑。」
在上訪村裡，女人多哭訴個人冤情，男人多探討信訪問題。一個戴眼鏡的男人，用四川話跟我說：「跟你講吧，但凡來上訪的，沒幾個不懂法，雖然不很精通。他們以為手裡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相信了依法治國，才拚命跑來上訪的。」
「你可以天天來排隊，填表交表，就是不解決問題。好像一個魔術大師在台上耍魔術，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這個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來看，還拚命擠上去看。可憐啊！最後，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麼回不得呢？」
「信訪上有規定，叫『分級負責、歸口辦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從虎口裡逃出來上訪，結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會放過我嗎？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嚇人喔！」他搖晃著頭，連連嘆息道。
一個人指著自己灰白的頭髮說：「10年了！我從一個滿頭黑髮的小夥子，訪成了個半老頭子，問題還沒解決。在上訪路上，我親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飢挨餓，被打、被抓、被關。上訪不但是條不歸路，而且是一條死路。」
「哇－－－」地一聲，屋裡傳出一陣哭聲。一個女人搶過話頭，邊哭邊講，語速極快。她說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檢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國家當今的法律處理就行，屍體要法醫鑑定，凶手要抓起來判刑……」
她拉開外衣，露出一隻尼龍口袋，眨眼間，掏出一摞紙。
「都藏在懷裡，見到領導人，我隨時隨地發一份。」
「你能見到領導人？」
「我天天告，日日訪，沒有一天停留的，哪個部門沒跑到，整個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飯，晚上不想睡覺，半夜也在想辦法，我現在到處摸門。」上訪人稱找別人的家為「摸門」。
「摸著了嗎？」
「摸著了。衛兵把我攔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裡，一天一宿只吃了一個盒飯。」
她的眼淚「唰唰」地流，邊抽泣邊說：「誰願意跑到人家門口招討厭？誰願意忍受這份飢寒？沒苦沒難的，誰不老實在家待著？我一天生活費只4塊錢，3塊交宿費，一塊買饅頭，每天撿爛菜葉子吃。看看住在這裡的人，哪個不是天天哭天抹淚的。」
「如果還沒解決，你怎麼辦？」我問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著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聯合國去！」
於建嶸的調查報告裡有如下數據：
一：您因上訪，有沒有受到打擊報復？
55.4%的因上訪被抄家、被沒收財物、東西被搶走；53.6%的因上訪被幹部指使黑社會的人打擊報復。
二：您對上訪效果不滿意，打算怎麼辦？
受到打擊後，表示要繼續上訪，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佔91.2%；跟貪官污吏拚個魚死網破的佔87.3%；宣傳政策和法律，發動群眾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佔85.5%；還有53.6%的表示要「做點讓幹部們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訪，認命了」的只有5.8%。
三：2003年國家信訪局接待群眾集體訪批次和人次，分別比上年上升。同時，更為激烈的抗爭活動也時有發生。
下午，我又跟老許回「兩辦」排隊交表。人比上午稍少，一些接訪的人跑到大廳門外抽煙、換氣。我問一個接訪幹部，他們省一共來了多少接訪的。他說除了省裡，一個縣還來了五六個，算算有多少個縣吧。
他又說：「我們也很辛苦的。住的地方離這15公里，早上5點，天黑著，就得爬起來，坐車往這兒趕。一天都得在這兒，下班才能回去。有的人工作方法不對頭，天天要吵架罵人的。」
我問幹嗎非要接訪？他答：「我跟你明說了吧，上訪量大，領導有責任，中央要說他的，所以派人來接訪。年底了，哪個地方信訪量大，都不是什麼好事情。」
「領導叫來就來唄，反正只待一個月，再過十多天就可以回家了。總之，我們的任務，就是盡量不要讓我們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記。」接訪是一項浩大的財政開支，據報導，四川每「接回」一個上訪者，來回要花費上萬元。
老許排到窗口，交上表後接到一張比名片稍大的紙，上邊寫著國土資源部人民來訪接待室的地址。這地方，他已經去過4次了。
「現有的信訪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
於建嶸及課題組在上訪村，曾做過這樣的實驗(調查)：接待第一天剛到的上訪者。
「他們背個包，風塵僕僕、千里迢迢地來了，個個對上訪充滿信心。來向黨中央反映問題，來向黨中央討公道。我們問感覺怎麼樣啊？一般都很激動：黨中央歡迎我們來反映下邊的腐敗啊！我反映的問題，中央肯定會查處。我們說，好好，沒問題！7天後咱們再見一次。」
7天後的調查表明：剛進京上訪的農民認為「中央真心實意歡迎農民上訪」的人數下降，而認為「中央怕農民上訪」的人數則上升，多數認為「會打擊報復上訪的人」。
「從早幾年聽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質疑高層的這一變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訪制度，帶來國家政治權威和認同性的流失。」於建嶸直言道。
通過對兩萬多封上訪信分析，於建嶸發現：近八成的上訪問題是土地問題。「在土地糾紛中，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怎麼能指望它來解決問題，老百姓又怎麼能信服？現有的信訪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
信訪，在上世紀80年代平反冤假錯案時，確曾起過作用，政治問題用政治手段解決，但現在是利益問題，怎能用政治手段解決？信訪辦，責重權輕，機構繁多，歸口不一，對信訪案件只是層層轉辦，但老百姓並不清楚信訪辦的許可權。據對進京上訪農民調查，他們走訪的部門平均在6個以上，最多的達到18個。原來的上訪問題還沒解決，上訪過程又引起新的衝突，信訪不斷升級，各種問題和矛盾焦點向中央聚集。
於建嶸說：「由於各級政府為了抑制住上訪的增加和升級，在收買和欺騙等方法不能發生效果時，就會採取各種手段對信訪群眾進行打擊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來，在北京上訪村流傳的一份《上訪人員上議書》中寫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訪條例，濫用職權，欺壓上訪人員，用各種手段收容、遣送、關押、毒打，有的被送進精神病院，上訪人員問題得不到解決，人身受到傷害，精神受到摧殘，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地方黨政對信訪者進行打擊和政治迫害產生了十分嚴重的政治後果。其一，使信訪成為了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和維權抗爭的手段，導致集體行動增加。有近一半的農民進京上訪的主要目的就是因為政府打擊、拘捕領頭上訪的農民。而為了減少因上訪所遭受打擊或政治迫害的風險並引起高層的重視，在法不責眾的意識影響下，許多農民就會動員更多的人參與上訪。後果之二就是政治激進主義在信訪者中產生並獲得迅速繁殖的社會土壤。」
「假如我們不能在民眾中樹立對法律的信心，那對我們國家的未來將是災難」
於建嶸的觀點引起軒然大波。
一些人不這麼看，認為信訪是個解壓閥，能釋放民怨。
「我說你錯了！恰恰不是減壓，而是在加壓，積壓民怨。原先是怨地方，現在是怨中央，最後一線希望也沒了。」於建嶸說。
還有學者拍桌子道：信訪，是中國特色的政治參與方式，要加強信訪，讓老百姓有說話的權利和地方。
「我問他們：你接觸過幾個上訪人，看過幾封上訪信，到沒到過上訪村，上訪問題有多少得到解決了？你沒接觸，怎麼知道上訪人的苦難，而這苦難又是怎麼造成的？最好自己去體驗一下上訪者的辛酸，看你還說不說這些屁話了。」
為了瞭解上訪者的感受，於建嶸找了個問題，親自跑到中央某部委的信訪辦上訪。
信訪辦一般都設在偏僻的地方，光找地兒就得花些功夫。「從小窗口裡喊號，就像叫犯人一樣。我進去，接待我的是一個老頭。他接了材料，也不登記，溜了一眼說：回去，回你們湖南省解決。我說，我就是從湖南上來的，沒解決才來。他不耐煩地說：我怎麼辦，我有什麼辦法？我說，你能不能打個電話過去？他眼珠一瞪，說：給你打電話，長途話費誰掏？
「一個上訪者，要受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時，他們心中會產生怨恨。這哪裡是讓老百姓講話，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這是怎樣的講話，這是勞民傷財、誤國誤民的講話！我們還是給老百姓一個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講話吧。」
採訪中，於建嶸反覆強調這樣的觀點：
「我們不能讓老百姓寄希望於人治，寄希望於某個青天、好人幫他們伸冤，而是讓他們寄希望於法律體制。加強信訪，不如加強司法。讓老百姓相信法律，說服民眾對司法的信心，靠司法公正解決問題，由對公民的行政救濟改為司法救濟，這才是惟一的正道。
「信訪辦可以存在，相當於民意上達的信息反饋部門。老百姓照樣可以上訪，但政府不再派人接訪，不再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
「信訪部門應該明確告訴老百姓：我解決不了你的問題，也沒人給你批條子。減弱信訪的權利救濟功能，降低老百姓對信訪的預期。同時，還要給老百姓指出一條道：最高法院可以在各地設立告訴、申訴案件受理廳，降低訴訟費和收費，你去那裡解決問題。法院必須下判決書，必須在期限內給答覆，必須建立問責制，必須依法查處信訪人迫害案等等，讓司法，真正成為老百姓的救濟底線。」
然而有人在罵於建嶸太迂腐，老百姓告的就是司法腐敗，你還要加強司法。
「司法確有腐敗，難道強化信訪，就能保證信訪不腐敗嗎？在眼下的中國，難道還有更好的出路嗎？正因為司法有腐敗，所以，才要全社會盯住司法，監督它。真正依法辦事，好多上訪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假如我們不能在民眾中樹立對法律的信心，那對我們國家的未來將是災難。」
前不久，於建嶸出訪了一趟，他說有一點感受特別深。他問過許多農民相同的問題：
「假如農會不給你貸款，腐敗了，你怎麼辦？」
「不可能啦。」都這麼答。
「就是腐敗了，你怎麼辦？」
「那我告到法院去。」
「法官也腐敗了，你怎麼辦？」
「不可能啦。」又是這麼一句。
一再追問後農民答：「那我找區議員，他會去指責法官。」
「區議員也腐敗了，你怎麼辦？」於建嶸還接著問。
「不可能啦。」被問急了，答：「那我下次不選他。」
於建嶸這樣設想：「我們通過樹立國家司法機構的權威，把社會矛盾的解決引導到正規的司法渠道，逐步減少信訪以及伴隨信訪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動。最終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大，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
聽說新的《信訪條例》將在年底出臺，於建嶸表示非常擔心。
「有關部門提出的《信訪條例》修改稿，雖較原條例有進步，但沒有真正體現信訪制度的改革方向，反而從部門利益出發試圖強化信訪機構職權，並且規定了許多明顯違反《憲法》的禁止性條款。應當預先組織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進行充分論證，並可以考慮組織公民廣泛參與討論。」
「假如新的《信訪條例》出臺，起碼幾年內不能改動。等著看吧，不知又要積聚多少民怨，又要有多少人走向上訪不歸路。」
12月3日，在北京缸瓦市前英子胡同的國土資源部人民來訪接待室裡，我見到了兩位從福建來的幹部，他們是來接老許回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