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的一個重大差異，或最大差異，就是西方哲人早早發現，人的使命是認識世界，而認識世界的前提是人「認識自己」，而人「認識自己」的最偉大成果是，「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永不停息的認識永遠無法徹底認識的世界，就成了西方人的宿命。而中國的聖賢則一開始即認為認識已經結束，《易系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漢代鄭玄乾脆解釋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後儒「不離日用常行內，直到先天未畫前」雖是慣常的大話，但也透露出只要如此適應現在的生活就行了的本意。因而，追求認識世界的西方重視認識工具，不斷追求對認識工具的創造和再創造，完成認識任務的中國則忽略認識工具的重要性，一直沒有著手對認識工具的創造。
比孟子稍微年長一點的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形式邏輯，作為認識的基本工具，比孟子小了幾十歲的歐幾里德創立《平面幾何》，進行形式邏輯的嚴格訓練，保證了西方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廣闊而深刻的認識。當這個工具被侷限於證明神權而不是認識世界的時候，文藝復興又回到希臘，恢復了形式邏輯的本來面目，重新發現了世界，重新發現了人，重新發現了形式邏輯的侷限性。十七世紀初，又由英國人培根提出經驗主義新工具，法國人笛卡爾提出理性主義新方法，推動西方啟蒙運動，社會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逐步展開，穩步前進。十九世紀末，美國融合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提出實用主義，更保證了新大陸在二十世紀的崛起。歐美代表的西方帶動世界由近代,而現代，而信息化,一體化，由地球，而月球，而火星，而土衛六，跟他們在自由而激烈地辯論中，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認識工具－－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數理邏輯，科學哲學－－是分不開的。
而中國的聖賢重視認識的結果，輕視認識的過程，知道認識的來源，不知道認識的方法。遠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很早很早，就概括出陰陽的觀念作為世界的基礎，總結出世界由陰陽的對立統一轉化組成的圖式，完成了對世界的認識。這個對已知世界的認識相當合理，保證了中國很早就在世界的東方崛起。這種認識是對經驗的表述，從經驗到認識，依靠的是具體經驗的積累，而不是抽象思維的概括。所以，在認識深入以後，沒有接續著認識工具的創造。所謂「格物致知」，強調的還是從經驗得到知識，欠缺的依然是從零散的經驗中歸納出真知的辦法。「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只能是在已知的知識範圍內，調查新出現的情況，雖有慎重思考，因無工具，唯靠定勢，必然「物惟求新，人惟求舊」，新情況只能證明舊定理，新行為只能保衛舊江山。
至於「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篤行舊知識的步驟，根本不是認識新世界，獲取新知識的方法。眾多征聖，宗經，義理，考據，辭章，起承轉合的準則要求，無不如此，也都是表述已知世界舊知識的方法，不是獲取未知世界新知識的工具。
古人既無思想工具，認識不了新世界，只能「述而不作」，今人雖想作，因無思想工具，「作」也只能是「述而」而已。嚴復是中國譯介西方思想學術名著第一人，傳播自由民主不遺餘力，最後竟名列「籌安會」，勸進洪憲皇帝登基。孫中山結束帝制，推行共和，晚年竟軍政第一，訓政第二，後生門人，一個獨裁（蔣），一個專制（毛），自由民主，杳如黃鶴。蔡元培以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開一代新風，北伐後期竟贊同「清共」，依然是「我花開後百花殺」的專製衣缽。胡適是自由主義大師，中外矚目，抗戰勝利後居然贊成「戡亂」，仍然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獨裁家法。毛澤東由「五四運動」起家，舉著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旗號，由共產（黨）而共和（國），「萬壽無疆」，「最高指示」，「三忠於」，「四無限」證明，「敢教日月換新天」，換回來的原來是曾被孫中山踹下臺的帝制。青年學生追求自由民主，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不惜以血肉之軀對抗坦克機槍，然而又以愛國命名民主，在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面前，居然向專制政府下跪，連漢之清流，明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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