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許多的知識份子,令我尊敬,但事實上,我與他們觀點的差距,卻是如此地遙遠。
我仔細審視了一下我的觀點,它實際上很平淡無奇,只是對人基本的尊重、對生命基本的珍視、對自然基本的愛。只要是一個自然人,都會有這種正常的反應。為什麼這種自然人的正常反應,對中國人,卻是如此地困難呢?
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在臺灣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從小到大,我認真地學習,但是我活得十分痛苦與無奈,我必須用一切的力量,抗拒國民黨的毒化與非人教育。在這種專制的環境下,要做一個自然人,何其容易?
當我到達美國之後,我發現中國大陸的人,也有同樣的問題,他們也與我一樣,要努力抗拒共產黨的毒化與非人教育。臺灣的國民黨,實施的是白色恐怖教育;中國的共產黨,實施的是紅色的恐怖教育,兩者都是專制教育,兩者都在扭曲人性、剝奪人權與毒害人的思想。
我很難想像,一個人生活在專制的環境裡,如何能夠找到足夠的力量,來抗拒專制文化的毒害?除非能夠親身生活在自由地區,或者能夠經常得到自由地區的信息,否則很難用在專制環境下,所學習的理念與思想,來抵抗專制思想的毒害。這就是中國人,普遍思想的危機!也是中國人,普遍人性墮落與道德腐敗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必須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專制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已經到達無法無天的地步了,所有的中國人,很難擺脫專制暴力的恐懼,也很難擺脫專制謊言的洗腦。這兩種專制的力量,使中國人的思想,不能夠健康發展,也使中國人,成為非人的民族。
一、支持公理,不等於反反公理
在邏輯上,有所謂負負得正的概念,即負負A等於正A。但是人類現實生活當中,這個邏輯的概念,未必能成立。
支持公理,與反反公理,在真實世界的邏輯裡,並不相等。反反公理,是支持公理的必要條件,但是卻不是充分必要的條件。
由於邏輯上能夠成立的概念,在真實世界的邏輯上,未必能夠成立,它造成了思維與真實生活邏輯,必然性的悖反關係。這種邏輯的悖反關係,就是中國人在專制文明之下,自我異化與非人化、苦難與悲慘命運,不斷延續的原因。
中國人這種邏輯思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京劇的表現藝術。舞台上,所有的角色,只要一出場,便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好人與壞人,全畫在臉上了。
例如,京劇裡,有所謂黑臉、白臉與紅臉,這些不同的臉譜,代表不同性格的人,也代表了中國人,對他們主觀正邪的判分。在京劇之中,好人與壞人,猶如白色與黑色,非常容易區分,不像西方的歌劇,很難區分好人與壞人。
中國的京劇,無法產生,類似西方浮士德的劇目。中國人不善於處理人性內在心靈衝突的情節,例如,浮士德劇中,那種人類靈魂與肉體的衝突、人類慾望與理性的矛盾、人類正義與邪惡的鬥爭等,都不是傳統中國文化探討的主題。這種缺乏對人性內在心靈衝突的思考,導致了中國人簡單的邏輯習慣,這種簡單的邏輯習慣,很容易受統治者的蠱惑,成為專制政權下的愚民,也很容易導致人民,對國家命運錯誤的抉擇。
傳統的中國人認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壞人,就是好人。這種思考方式,十分錯誤,因為所謂的好人,有時也會犯錯,而且所犯的錯誤,並不比壞人小;所謂的壞人,有時也會做好事,而且所做的好事,未必比好人少。
為什麼傳統的中國人,會有這種兩極化的思考模式?因為這是專制文明的危害,只要中國人不擺脫專制文化,這種兩元的思考模式,就無法徹底根絕。
所謂的「不是好人,就是壞人」,這種思考模式,類似於「反對非公理者,就是支持公理」。這種反反公理的思想,未必符合公理,這其中有很大的差別,絕不可以輕易混為一談。
例如,中國人常說,「只要是敵人支持的,就要反對,只要是敵人反對的,就應該支持!」,這種思維邏輯,十分危險,因為不論是所謂的敵人支持或反對者,必須先審視,是否符合公理與正義,才能決定支持或反對者,否則就是一種盲目的行為。
換言之,只要是符合公理與正義的事情,不論有沒有人反對或支持,都應該去做;只要是不符合公理與正義的事情,不論有沒有人反對或支持,都不應該去做。如此才能充分體現,自我主體與公理、正義的合理關係。
二、目的與手段的正義性
公理與反反公理的思維,在中國社會裏,造成了人文的危機,這種危機,就是目的與手段的混淆。這種混淆,使許多偉大的目的,淪落成為邪惡手段的工具,換言之,中國人經常在不經意之中,用邪惡的手段,異化了正義的目的,這就是中國20世紀,無法擺脫邪惡專制的原因。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同理可證,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手段,來爭取民主,那麼就無法達成實現民主的目的。
中國人經常將目的與手段,混為一談,例如,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目的是對的,那麼手段便無所謂了,只要達成目的,什麼手段都可以用。這種錯誤的思維,危害了中國20世紀的革命,使中國無法順利實現民主憲政。
例如,周恩來曾說過,為了革命,黽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