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就是一種用霸佔(做為實現方法)建立起來的主張」。對這樣一個命題,人人都可以理諭,即使是胡錦濤、溫家寶,在關起門來只對老婆孩子說家常的場合下也不會有異議,只有到了政治局,或面對國民,胡錦濤才會板起面孔說:這是反共分子的破壞伎倆,而溫家寶則多般不會放聲。
我要說:對這一命題的普遍贊同是出於經驗----即中國的社會事實就是如此。贊同不過就是看到嗎?贊同是對所見事實在狀況上的承認,評定,不過是說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畫面。
只要你打開網際網路,到處都是霸佔:國家信訪辦的文件可以創造出「越級上訪」、「非法上訪」;許多地方的戒毒所可以把吸毒人送去賣淫;干了活多年討不到工資;說了實話反而成被告;每畝賣35萬的土地只給農戶500元;縣長書記住宮殿,農民住七十年代的救災棚;無緣無故把人拆磨成殘廢,打死……
共黨中央社會綜合治理委員會發布的九月份全國示威統計為:有三百一十萬人參加,波及一百七余市,三百九十多個縣,所列原因為:
一、國企下崗、解散、合併職工得不到合理補嘗、安置;
二、群眾合理權益受到損害、剝奪、引發抗爭、訴求;
三、社會反對黨政、公安、司法部門的腐敗濫權行徑和活動;
四、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激起中下層抗掙;
五、政府和有關部門對社會關注事件處置不當,不公,引發反彈;
農村則是:一、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損害、侵害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利益;
二、地方政府部門的雜稅,逼迫農民反抗;
三、剋扣拖欠農民工工資;
四、提高化肥、農具、種子價格;
五、強制農民無償修建工程,強征農田……
以上共產黨自己的文件所承認的又是甚麼?----掠奪、霸佔。
可見,從蘇聯的共產教父們在中國豢養出共產黨以來,其基本持征從一開始就是侵略、攻擊、霸佔。共產黨在野時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它篡奪了國家則就蠻橫無理地霸佔。這些都是國人親經的現實----直觀所得的經驗。
如果要從這些經驗中抽取出普遍的道理,那麼,我要說----共產主義做為一種學說,它就是專門研究如何實施霸佔的主張。
是為侵略、霸佔尋找根據的學問。
共產主義的本質就是對人類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文大倫的扭曲、破壞,否定,它用「階級」這個藉口製造仇恨,用鬥爭這個方法毀掉法理,把掠奪、霸佔推到極處。階級鬥爭的本質就是一切全靠武力,何須講理!以上是就現實上講的。
但我們提出這命題卻是一個判斷,判斷是思維的結論。思維是對著概念的,思維可以不必求助事實,只對「共產」做理性分析,就能發現「霸佔」原本就是共產所包含的一個成分、一定品質。
從而就能讓我們醒悟:共產主義實踐所犯的那些罪行,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人屢犯錯誤,而是「共產主義」做為一個道理所含的機理就是霸佔----除非不把共產當成社會目標,只要當成制度,對它的實踐就必是霸佔,決無倖免的例子。完成這一求證,我們就不會再把希望指望在那個人的明智上,而應堅決地樹立起掃蕩共產主義的信心,只有民主憲政的制度,只有普適價值才是社會公正的條件----也就是被胡仔所抗拒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不錯,只從字面上考證,好像不能從「共產」裡直接檢閱到「霸佔」這個品性,這裡的差錯出在:因為實踐要對理論做環節和步驟上的分解,在實踐家那裡,就只是從對事實(現象)的把握出發,比如:既然過去被證明是錯了,實踐家自然地考慮用新路線來予以糾正,並相信一定能夠糾正。鄧小平糾正毛澤東煽動仇恨,挑撥仇斗的路線,其決心不謂不堅,可他最後卻墮於比毛澤東更兇惡更慘忍的屠殺泥沼----他自己又陷於自己決心要告別的那個罪惡之中,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問題需要的只能是法理上的澄清。
這是因為在我們對既往的檢討裡:那些注重理論探索的人,只對原有理論做機械探尋,看不到理論與實踐之間也有一個機制上的聯繫。他們只看到「共產」一詞的語義並不直接包含霸佔,卻看不到「共產」並不是事物的自在聯繫,不能自已形成。它的實際形成和維持都要求外力的支持,硬要把客觀上並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就只有通過攻擊、霸佔、迫害來完成,不看到理論與實踐之間還有一個機理,形成一個夾角,就完不成「共產」原則的法理求證。共產主義造成我中華近百年的禍亂,要求走出這片沼澤的心情太急迫,故而忽略了對理論與實踐之間那個夾角的考察。
承認共產主義實踐血跡斑斑,看到在共產黨的謊言下掩蓋的路線就是攻擊,掠奪,霸佔並不難,難的是揭示「共產主義」這個良好許願怎麼會必然地導致成攻擊、掠奪,最終導致霸佔。
這是因為:人們一旦將理論確定為實際目標之後,人就成為目標的奴隸,而不是它的主宰。目標是人所追隨的對象而不是被認識,被思維的對象,心目中的目標是不是可靠,這只能是思維認識的課題,而實踐所面對的卻只是任務。人之對於面臨的任務只有一個完成或完不成,達到或達不到,成功或是失敗,而對於失敗的追蹤只能導致出----「障礙在哪裡」以及「排除障礙」。實踐並不能直接碰上「那障礙與最終目的(最高理念或制度)是甚麼關係?最終目標到底可靠不可靠?」這個求證問題。實踐家只對要達到的目標,要實現的任務負責,義無反顧地去鏟除任何「障礙」,並不問障礙來自哪裡----對於鄧小平來說,他的共產主義,他的四項原則碰上了挑戰,他並不問造成抗議的原因是共產主義,共產黨的領導違反法理所造成,還是抗議者故意挑戰,他要的只是排除抗議,他只要鏟除障礙,結果就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
如果鄧小平真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話,那麼,他採取的屠城這個「實踐」所導致的是甚麼?他該看到----那就是民族大倫的崩潰,全社會喪失了道德,動搖了秩序,共產黨一陷而不能再回頭----不崩潰它不會反觀自身。
我們這段議論要說明的是:社會總目標或價值理念或制度的本身是一個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即是一個道理上的對不對的問題,但由於在實踐中它要被分解成步驟或環節,呈現出來的卻是任務,映入人的視野的就是困難障礙,而不是合法不合法----明明是政治制度的法理不合法,卻表現為對實現當前任務的困難,實踐家當然站在排除困難的立場上。事實上就掩蓋了法理矛盾(制度非法性),把克服危機的時機推遲或葬送。共產黨所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一切服從主旋律」,「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國行不通」……都是圍繞著不丟失政權這個任務(硬道理)而提出的戰略;可是,政權最終是不是要丟失卻是由政權本身在法理上可靠不可靠來決定(這是軟體)。中國社會最終走出困境必須建立在政權合法性上。只從任務出發就掩蓋了「共產就是如何霸佔」這個機理,障蔽了對它的非法性的認識,把矛盾後推,逼著社會走進自爆的解決方式。
因為實踐把目的、制度具有的性質分解為步驟和環節,步驟與環節只能轉換為具體任務,而實踐者只能對任務負責,並不能直接面對目標的可靠不可靠,共產主義做為社會的總目的它的不可靠性(非法性)在實踐上呈現為對任務實現的困難,困難只能迫使人們要求克服,並導致不到對總目的的法理求證上。鄧小平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喚發出要改變現狀的決心,可他能做的只是對已往事實的承認,做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卻並不是對「為甚麼會有這些問題」的理性揭示。這樣一種揭示需要的是反思,而周恩來、鄧小平、胡錦濤都是直觀型思維,解決不了「所以然」問題;那戈爾巴喬夫、哈維爾、趙紫陽才是反思型思維。只是因趙紫陽把興趣放在經濟活動上,沒有機會在思維上留下足跡。近期鮑彤先生介紹的一些片斷,張鋼先生回憶鄧小平南巡與趙的三次接觸;劉曉波先生對事件做的評論;所能證明出的都是----趙紫陽這個人做事有數。
有數就是不憑相當然,不是單純的憑善良願望,也就是不靠直觀思維,而依靠求證。若抽象劉曉波對胡、趙二人的分析,得到的結果就是胡躍邦老的正直是他的個性,他的活動是他的個性的直接實現,他承認共產實踐中的種種罪行,卻並沒對共產主義這個概念做理性的反思,他沒準備動搖共產主義。但趙紫陽老的活動是建立在對共產反思上的,他要動搖共產這個道理。
因此說「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霸佔性」這個判斷必須通過反思才能獲得。
人類是一種感知世界又感知自身的東西,在經驗理性中無論感知甚麼,實際上都是把一個反映形式(概念)套在那被感知的對象上。直觀思維是對實際事實發生的,反思只是對自已思想的思想,是純粹的思,不包含「想」。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只來解「共產」這個詞,就能發現它包含的攻擊、侵略和霸佔性。在上,我們已指出就是實踐和理論的夾角,現在再指出理論與實際的脫離:
所謂實際,是指客觀世界萬事萬物的獨立性,「共產」已經把「共」這種關係指向了具有客觀性狀的「產」,可是人的獨立性決定了財產的獨立性----共產實際要完成的是個責任歸屬,可這個歸屬早被自然一勞永逸地完成了----有關人類世界的一切,都只能圍繞著人的獨立性來旋轉,違背了這一點就陷於死胡同。馬克思提出把「共產」當做促成人類公平的總主張,只是在關係領域內的思考,他忽視了人在存在上的獨立性,那麼,共產主義所以陷於危機的要害就是----共產主義這個空想損害或埋葬了人在存在上的獨立性----共產不能像獨立性那樣靠自身的自在完成其存在,就只好呼喚外力來支持其存在----在共產主義尚未成為事實的條件下,共產黨是對著國府爭奪天下,主要對象是蔣中正及其國民黨,國府外的任何力量都成不了它的妨礙,所以毛潤芝有允許梁漱冥反對階級鬥爭說的雅量,舌戰兩夜而不怒;但當共產主義成為政權的性質,韶山漢子就決不再雅量:他一鬆口,建立在幻相上的共產就如雪球之置於艷陽,不用打它自己就溶化了。
只有把共產只當做認識對象來考證,才能從根上發現它的反動性----對人類獨立性的蔑視。
這樣我們就不只是根據實踐事實來承認「共產主義」造成的侵略、攻擊、霸佔,而且判定只要它的名義還在,它的在事實上的功能就只能是以攻擊、侵略、霸佔為方法。
我在這裡呼籲的就是不能走保留共產主義名義下的改革道路。
只能走推翻共產主義建立憲政共和的道路。
我希望我的求證能引起對共產制度的堅決拒絕,促成我們重新選擇。
政黨領袖,既處在政黨自身的機理之中,又處在社會、時代與政黨所構成的那個夾角機理之中,就只能受機理的支配卻不能醒悟自知,打著要救國救民的雷鳴閃電,做的卻是越陷越深的繩索,就像可憐的胡錦濤。
胡錦濤既不眼瞎也不耳聾,他當然知道當下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共產主義已處在崩折之中,共產黨已處在人民的普遍而強烈的聲討之中。
但他從這個現實裡滋生出來的卻是----如何才能讓他的黨不亡?因而他提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這個命題的直譯就是:如何保證共產黨不亡;原來胡錦濤是以共產黨不亡為任務發動活動,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堵住「西方政治制度的」入侵。
同是自然界的生靈,同是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與胡錦濤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就因趙紫陽是從人的角度而不是黨的角度發生思考,他要對中華民族,對這塊土地,對億萬民眾而後才對黨負起責任。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紫陽老使用的是反思思維,而胡仔卻是經驗直觀。研究胡錦濤的言論不難發現:這位世兄從來未思想他的思想,而是碰上甚麼就思想甚麼。
他從來沒想到要考問「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徵是甚麼」,在此我就毫不猶豫地對他說,共產主義就是用霸佔為方法的主張。
不信可看,中國以外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的實踐有哪一例不表現為霸佔的呢!
仔細想想這五十多年的歷史,共產黨和人民是一種甚麼關係呢?有哪個詞可以概括了這種聯繫的一切方面,又保證湯水不漏?
也只有----「霸佔」這個詞。
在中國是這樣,朝鮮呢?越南、古巴呢?已經亡故了的蘇聯,東歐諸國呢,無一個例外。還有那短命的波爾布特柬共,更是瘋狂到如狠似虎的程度。
與共產主義的鬥爭,就是同侵略、攻擊和霸佔文化的鬥爭。
民主鬥爭的任務就是用制衡的憲政代替霸佔。
反共就是反霸佔文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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