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個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運壓在我手上－－一人一棵「發煙卷」－－她和他走時中間隔著兩三尺距離－－北京西直門草打廠根本沒有這個新
疆業務員－－一幅無濟於事、自我安慰的畫
我先說，我得給你的工作來點「突破」。我要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別人的。可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咱別生拉硬扯，非說這就算我的經歷。其實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過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點瘋了。倒不是因為我怕說了受不了，才不說，我這個人心裏呀，往往碰到別人的苦難比我自己的記得還清。尤其這一樁。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國這麼大，10億人，你未必還能找到她。我認真尋找過，但沒找到……我說這事行嗎，行，那好，我說。
1974年吧，那時我在一個工藝美術學校教繪畫。那年春天，挺涼著呢，要外出給學生們上寫生課。我和另外一些老師負責。那老師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帶著學生們先去菏澤，牡丹之鄉呀，在山東。春天牡丹正開花。他先帶學生去那裡，畫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著教山水寫生。他們走後，我接著就自個兒上泰山等他們。我住在中天門一家小旅館裡，風景當然挺棒呀，上邊險峻，下邊幽深，往西邊還可以山前山後轉來轉去，可不巧趕上了下雨，春雨沒有利索的，下起來沒完沒了。我只好截著窗子天天畫雨景，一邊等學生們，可怎麼也等不來。我聽說菏澤那邊雨更大。照理說牡丹遭雨一打，全敗了。怎麼他們也不來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沒電話，寫信一個往返不知要多少天，還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來，那可就沒準兒了。我算給困在山上了。過了幾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兒就出來了。滿山全是泉水聲，瀑布也有了，這在春天是很少見到的，先不說這太美的事情了，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挺慘。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10天。第11天，雲彩開了，見到藍天，我趕緊下山。如果不趕緊走，再來場大雨就夠嗆了。我身上沒剩多少錢，必須趕緊走。等我到了山下邊，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車站買了票；車是下午3點的。隨便吃點東西，在車站外找個太陽地歇歇。連日下雨候車室裡又陰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牆的牆根，搬塊石頭坐下來，太陽一晒挺舒服。旁邊還蹲著幾個等車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撲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車的。還有個賣煙的老頭擺個小攤，挺靜。春天倒是乾淨，沒有蒼蠅跟你搗亂。抬眼瞧，正對著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氣勢，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閑著也沒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畫一畫，只覺得一個人朝我走來。
下意識抬起頭一看，是個女孩子，穿得挺破，頭髮很亂，額前的頭髮把上半張臉蓋住根本看不見，何況她又是低著頭。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來是直奔我來的，我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她「撲通」一下就給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幹嘛給我跪下。我說：「你、你這是怎麼回事呀。」她不說話，也不動勁，跪在那兒。旁邊那個披大棉襖的，看樣子像個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賣煙的，全都怔了，圍過來。我說：「這姑娘，你是不是有難處？是吧。」這話一說，這女孩子頭還是沒抬，可淚珠子就下來了。像下雨的雨點落在地上，很快「噼裡啪啦」全是淚滴，一片。但她沒哭聲，好像是憋在嗓子下邊，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可有點受不了這場面，急著說：「這姑娘，你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沒錢，我可以給你，我的車票已經買完啦，剩下錢全都可以給你，怎麼，你說話呀，你需要什麼我可以幫助你。」旁邊那復員軍人開了口，說：「這姑娘人家問你話呢，你別光哭行不行，你有難處我也可以幫你。你的難處未必是我們的難處，你痛痛快快告我們成不成？你不信我們能給你解決問題？」一聽這復員軍人的口音，一聽他說話的口氣，就知是山東這邊人，一股子義氣勁兒，梁山英雄那勁兒，叫人一聽心裏就發熱。另外那幾個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說。這女孩子把臉一揚，挺清秀的一張臉，掛著全是淚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臉上沒一點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夠勁，一副受難的樣子。
她說了。說得很簡單。字字句句都像槍子打在我心上。
她說她是濟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沒了父親。母親守寡帶著她。但都受了父親牽連。母親偏偏太直，為死了的父親辯護幾句話，被弄起來。家裡的親戚朋友沒人敢沾她，她就自己過日子。她沒收入，靠賣家裡的東西過日子。一個家叫她快賣空了。她不懂價錢，受了不少騙。直到上山下鄉就報名，被分配到泰安這地方山區裡。後來母親死在牢裡，也不准她回去見一面。單位處理了結後給一張通知單就算完了。感情上雖不叫她和家裡連著，政治上卻把她和家裡拴在一起。她說：
「當地那些人和一塊下鄉的都欺侮我。大隊拿我當四類分子看。我有慢性腎盂腎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隊偏不派我輕活干。在農村能幹活還好一點。我常沒的吃。找人借糧借不上，借了也沒法還。我實在沒法活了，就跑出來。剛跑出來時覺得自己自由。可跑著跑著才知道自己根本沒地方去。回濟南吧，沒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農村去，大隊他們肯定不會饒我，起碼打個『革命的逃兵』，今後更沒好。我在車站上碰到一個人。他是個業務員，新疆來的，他說他是北京人，現在父母還都在北京。這人三十多歲。他說他是從北京支邊到新疆，沒娶老婆。他看我可憐，說可以帶我去新疆，但必須嫁給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帶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沒主意，請你們給我做主，說我該怎麼辦？」
我完全懵住了。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把終身大事隨隨便便交給一個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時候，就這情況。細一想，她無親無故，沒來路也無去路，走投無路。她又沒社會經驗，找誰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個有點頭腦、有點文化的人，選中了我替她決斷。這就叫我非常為難了。這是關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選擇。我的一句話也許就要把她推向一條生路，也許推向一條絕路。我一向以為自己有點主意。我的朋友們遇到難處，都喜歡聽我的分析和判斷，但我頭一次感到自己無能。我扭頭看看那復員軍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
看我，也是一對問號。他那股俠義勁看來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說話。可是她把她的命運壓在我手上了。這份量實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說不出話來。這女孩子直怔怔瞧著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無論我怎麼說她都會怎麼做。再想一想，那個新疆的業務員要是走了，她怎麼辦。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現在要飯都沒地方要去，到處搞階級鬥爭，不知你底細誰敢把東西給你吃？擺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運，又是極現實的問題呀。
我一急，來了靈感。對她說：「你把那新疆業務員叫來，我們看看他再說行嗎？」
復員軍人看我一眼，好像稱讚我這辦法對。這女孩子一聽，臉彷彿都亮了，馬上點頭答應，去了。我、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都蹲在一塊，等那新疆業務員來。我們說好，他來了，咱就好好盤問他，別客氣。別叫這姑娘不明不白地毀了。
不會兒，那女孩子就領一個男人來。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離高，腿挺短，有點羅圈，上邊一件藍布大棉襖，提著個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膚給風吹日晒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明，一看就是業務員，沒錯。他說他三十多歲，我看起碼四十二、三。還沒等我們站起身他就蹲在對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煙卷，飛快抽出一根給我，又拿出幾根，一人一根扔過去。這在業務員那行叫「發煙卷」。我們才要謝絕，他齜著牙笑道：「菸酒不分家。」憑我的觀察力，他是業務員絲毫不用懷疑了。不等我仔細打量他，他眼睛在我們個個身上來回掃過兩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們看透。我看這人過分精明，有點不放心，就問：「你是新疆什麼地方的？」我剛一說，他立即從口袋掏出一張證明信，打開，還用手指「嗒嗒」彈落裡邊夾著的煙末子，遞給我，又掏出一個紅塑料皮工作證給我。一看，確實是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叫「紅衛印刷廠」的單位工作證，證明信上說是來買圓盤印刷機。工作證上還有他的照片，蓋過鋼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僅沒有任何破綻，還叫人心裏踏實了。我們幾個把他的工作證和證明信都傳著看了，這下不但沒有任何疑問，也沒話可說，有點犯傻。他卻說了：
「咱們素不相識，我的話信不信由你們。可還得說一句，我和這姑娘也素不相識，她的話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帶走。我是在這兒等車，看她坐在旁邊哭，哭得挺可憐，我以為她缺錢，要幫她，誰知她一說，是在生產隊受氣跑出來的。人心都是肉長的，對不？我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門草打廠117號。爹娘和一個姐姐現在還住在那兒。我是十年前支邊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車工，廠裡看我能幹，能跑能顛，叫我出來干業務採購這行，吃苦受累唄。我一直沒結婚。你們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內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帶去的，單身女人也不願嫁當地人，想法嫁到內地，好回內地唄。當地的女人跟咱習慣和不來。我在內地找不到媳婦，誰都明白，嫁給我就等於充軍了。條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也不肯。我就一直沒結婚。可你們別以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樂兒，我也習慣單身生活。要不是碰見這姑娘，我根本沒打算結婚。當時我看她怪可憐，無親無故，生一個想法，帶她回去。可我總不能不沾親不帶故帶一個姑娘回去，算哪門子事？我說是我妹妹行嗎？單位人會說，你哪輩子的妹妹呀，怎麼以前填表從來沒這個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這樣，就說你要嫁我，我管你。說實在的，她一沒戶口，二沒糧食，跑到哪兒也沒法活。我還好，跑這些年業務，地面上關係都熟，再說那邊也沒這邊嚴。起個戶口，弄個口糧，不成問題。我說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對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說她才20，差著不小呢。我這麼大人了，也不會欺侮這個小姑娘。我這麼好心待她，她將來也不會對不起我。對吧！她說她得找個人問問去，就找到你們恕Ｄ忝羌肝豢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