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當然是先生走在前頭),卻沒有預料中的雷霆大怒。兩老像是什麼也不知情,什麼也沒問。其實他們早猜到了,中國的老百姓經歷那麼多事情,已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吃驚了。他們以前拚命阻止我們,是為了我們不出危險。事情真出了,看到我們從拘留所回來那個狼狽相,心如刀絞,哪還忍心再跟我們鬧?
過了兩天,公公私下告訴我,我們被抓那天一日不歸,他們已覺不妙,晚上接到電話,婆婆差點暈倒,渾身癱軟,趕快躺在床上,反覆對自己說:「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還有孩子,還有孩子……」如果不是為了愛逾性命的孫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注1) 。
最後,公公像是自言自語:「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現在還在台上坐著,你也只能先聽他的呀。」
公公從「解放前」就開始當農會主席,後來「抗美援朝」參軍到朝鮮,入了黨,立了功,一輩子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忠心耿耿,雖然在「文革」挨過整,退休後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現在黨干的這些事,還叫不叫他們為它奮鬥一輩子的社會主義,畢竟他從沒對黨的指示說過半個「不」字,現在突然說出這種話,怎不讓我大吃一驚。
但他雖那樣說了,卻從未在任何場合公開表示過他的憤怒,或許他早已不會憤怒。
從拘留所出來後,我開始跟關在派出所時認識的圓圓笑臉王儉老太太聯繫。2000年1月中旬一個下午,王儉帶我到她女兒張小梅租的套房。
房裡什麼傢俱都沒有,只在地上鋪些褥子,有幾人正坐在褥上吃飯。他們吃得非常簡單,就是干饅頭夾咸菜,我猜他們一定是外地來北京上訪的功友。
那天見到幾個功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個是武漢來的四十多歲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鎮壓剛進一步升級,法輪功一夕從「非法組織」變成「邪教」時,她與一些功友冒著巨大風險,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在北京郊區成功地秘密召開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揭露鎮壓的殘酷。這個記者招待會在當時中國大陸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下,真的起到「將天捅了個窟窿」的作用,是外國媒體首次正式接觸採訪法輪功學員。當時外國記者對她們豎大拇指說:「你們真了不起,敢冒著生命危險來。」「我們被發現頂多驅逐出境,你們可能要被殺頭。」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劃召開99』廣州法會,也就是修煉心得交流會,有一百多人參加。在那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壓力中,很多煉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會上十五位學員的發言稿後來貼在《明慧網》,在煉功人中廣為流傳,起了非常大的帶動作用。
我是流著淚看完那些發言的,不知停下來拭淚多少次。每個弟子捨身取義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靈,特別是<讓生命在正法中輝煌>,32歲的石家莊學員丁延(真名)寫到,當她站在天安門廣場看著東方的朝陽冉冉升起,她突然覺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連在一起才變得有意義。讀到這裡,我只覺自己似乎被一種來自天國的無限博大、無限寬廣的神力托起,到了一個前所不知的天地。在這個天地裡,個體的生命完全融於最純正、最莊嚴、最神聖的天宇,在放棄自我的過程中,得到宇宙般恆遠和輝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門請願被抓後,警察將她雙手反銬在背後,用腳踩著她的背,雙手拚命往上提手銬,將她拎來拎去,反覆折磨了三個多小時,逼問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終咬著牙關沒有說。
丁延後來參加廣州法會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後被關押於石家莊、保定的監獄,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於承德監獄水牢。
任重道遠
廣州法會第九天,警察突然闖入平姐她們的住處。當時房裡只有她一人,警察將她銬在警車內,然後在屋內等著其他人回來。她想辦法褪掉手銬,從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來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後,廣泛聯絡其他法輪功學員,在這間租屋內召開三次規模較大的法會,參加法會的人來自全國各地。這幾次法會的錄音上了《明慧網》,影響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同時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煉功,令某些當權者大為惱怒。
公安部門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監聽她們藏身的航天部(注2)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辦公樓,她們打公用電話時被發現,於2000年農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現在還在不知何方的監獄;小梅被判五年,現在北京市女子監獄;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關於瀋陽第二監獄。
後來我又到那間租屋去過幾次,見到很多各地來的功友,參加過兩次規模較大的法會。許多人準備除夕夜去天安門請願,我則安排帶女兒回四川老家探親、過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帶著女兒上路。時值春節,外地民工都要回家過年,火車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車室裡,密密麻麻好幾千人,一眼望去黑壓壓一片。檢票口剛開,這些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向前湧去,唯恐佔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沒有地方放。我望著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為什麼忙碌終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義?
我想起老師談到我們這一億先得法的人,曾說過:我珍惜你們,比你們珍惜自己還要多,你們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來的希望……我們做得夠嗎?我們當得起嗎?淚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遠」四個字,第一次體會菩薩看眾生落淚是種什麼樣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須為這些生命盡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與不逃間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剛起床,還沒來得及與父母說話,電話就刺耳地響起來。是北京長途,牛軍要找我說話!
「你認識尤敏嗎?」
他怎麼知道尤敏?「認識。」
「認識肖雅嗎?」
「認識。」
「1月19日你帶她們去哪裡?」
我想起我帶她們去張小梅的那間租屋參加法會。
「對不起,這我不能告訴你。」
「你不說是吧,你等著,我馬上就讓當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說完他就挂斷電話。
父母驚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卻愁著還沒見到妹妹,帶來的廣州法會資料怎麼給她。
母親找出三件毛衣,兩條毛褲,一件棉大衣讓我穿上,說拘留所很冷,警察說不定還會打人……。
我全副武裝,將母親找出來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發等著。窗外大雨夾雪,天氣很冷,空氣透著一股淒清。
女兒坐火車太興奮,沒好好睡,這時還沒醒。看著她的小臉,我想交代母親兩句,讓他們將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寫作業,又覺多餘,什麼也沒說。
等到中午,警察沒來。我躺在床上午休,翻來覆去睡不著,滿腦子亂想:「我幹嘛那麼傻,等他們來抓我?我跑掉呢?他們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來,我就只能過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跡天涯嗎?我還沒這個心理準備,也下不了決心。
就在逃還不逃的思想鬥爭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軍又打電話來,問我何時回北京,我告訴他十天後,他要父親聽電話。他對父親說,考慮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來抓我了,讓我在家好好過個年,要父親好好開導我,有什麼事回北京再說。
不抓我了?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母親推論,公安局到別的地方辦案,需要當地公安配合,臨近年關,很多案子需要結案,殺人案還破不了呢,又沒什麼大事,肯定這裡的公安局不聽北京的;不說別的,這差旅費歸誰? 我大鬆一口氣,至少可以不用決定逃走還是不逃走了。
那個年過得稀裡糊塗,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麼心思過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訴我,我頭天剛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門,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說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門拉開一面「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他們被抓後,我就被暴露出來。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幾次大型法會召開地點,於是我成了一個重要線索。
先生告訴我明天須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開會地點,可能就不會把我怎麼樣,否則就難說了。
從這時,我與先生發生重大分歧。他主張我說出來,他說那間租屋的功友應早已轉移,他們能拿一間空房子怎樣?我說會罰房東錢,他說罰多少錢我們給他補上,不讓他受損失就是。不說的話,我就會去坐牢,何必做這種無謂的犧牲?
但我內心卻有個感覺:這場鎮壓毫無由來地荒唐,我憑什麼要配合?這是一個原則和態度問題。再說那房東如果也是煉功人,一定會受牽連;而平姐、小梅她們的工作那麼重要,我也必須保護她們,我當然不能說。
我與先生爭執很久,第二天一早終於做出一個介於「逃走」和「不逃走」之間的決定。也是機緣巧合,那時我們新買的房子剛裝修好,公司又決定調我到新部門。於是我匆匆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離家,一個人住到什麼傢俱都沒有的新居,請同事不要告訴警察我的去處。
一星期後,同事打電話給我,說有個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來王彬是誰,心想莫非是哪次聚會見過的功友,便給他回了電。
誰知王彬是個警察!三十分鐘後,我已經坐在開往拘留所的警車上。
快到拘留所時,王彬突然問我:「知道政府為什麼那麼怕你們嗎?」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個功太真了,你們太有凝聚力了。」
「是嗎?你看過《轉法輪》嗎?」
他苦惱地說:「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說不定就看進去了,可現在我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總想從書中找怎麼對付你們的辦法,就看不進去了。」
車到拘留所,王彬有點抱歉似地說,現在抓的法輪功人員太多,最近剛成立法輪功專案組,他不是專案組的,只得將我交給別人。
我說:「沒關係,如果方便,請給我愛人打個電話,讓他給我送點日用品來。」
接下來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審我的地方轉悠。第一天他問我:「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
這時提審正逼我說法會地點,我很想諷刺他一句:「王彬,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 我立刻感覺自己這一念含有怨氣,而怨氣就有惡的因素,不夠純善的標準。我忍住了,只淡淡點頭:「送了,謝謝你。」
第二天他又來,還是同一句話:「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這時我看出他為了抓我來而難受,想道歉又無從說,只好把問過的話再問一遍。我還是點點頭說:「送了,謝謝。」
第三天他帶著一條警犬來,逗一會兒狗後,他又問:「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這次他的聲音幾乎帶著哭腔。
我低下頭沒有答話,想起老師說的「這個善的力量是相當的大」。我約束了怨氣,沒有惡語相向,反而讓他為自己的惡行後悔難受。
逼供
一進拘留所,「法輪功專案組」的張強、馬英,外加他們的科長,就輪流不停地審我。第一天,他們「好言」勸我;第二天,他們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將我的傳呼機開著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個他們抓一個,抓完了還說都是我「點」(注3)的。第三天,他們整天不讓我上廁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時,我一咬牙決定「就地解決」。
第四天,張強一見我,就如獲至寶說:「你不說是吧,人家說了!那天開會你愛人也去了,你不說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們孩子明天就開學了,我看你這回急不急!
說完,他就當著我面挂通先生的電話,一改跟我說話的凶狠口氣,和顏悅色地說:「你愛人在我們這兒你知道吧?你能不能來一趟,我們跟你商量點事兒?」先生哪裡知道他的陰謀,忙不迭就答應了。
我望著窗外的鐵網高牆,一下子熱淚盈眶,但我使勁將它們忍了回去,沒讓張強看見。
張強拿起一張報紙,好整以暇說:「怎麼樣?你愛人半小時就到,現在說還來得及。」說完,他埋頭讀起報紙,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來,提審室第一次這麼安靜,靜得我似乎能聽到張強的心跳。
十分鐘後,他終於沉不住氣,抬起頭問我:「想好了嗎?還有二十分鐘。」
我淡淡一笑沒答。
他又埋頭假裝看報紙,過十分鐘又問我一次,我還是沒說話。
三十分鐘後,先生在拘留所門外打來電話。張強對我說:「你回去等著,他態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個多小時後,張強又來「提」我到提審室,先生也在裡頭!
「你愛人比你識相,剛才已經帶我們到那個地點去過了,我們已經知道是哪個樓,現在只要你說出是哪棟、哪間,就放你走。你不說,我一間一間搜!你當我搜不出來?現在讓你愛人勸勸你,本來是不讓家屬見的,這算是特殊照顧。時間不多,抓緊說吧。」最後這句話張強是對先生說的。
先生問:「能不能讓我們單獨談談?」
「不能!」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話要跟我說,得不到單獨談話許可,只好兜著圈子說。其實那天開會天已黑了,估計我跟他一樣記不清是哪間屋了,就帶他們到那裡轉一圈又怎樣?出去後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們不是說好去見他麼?
他說的這個某某是全國人大代表,先生認識他,我們本來說好,他來北京開人大代表會時一起去找他呼籲和平解決法輪功問題。先生覺得這個理由一定能打動我,所以跟張強打包票說能勸動我。
我始終沒開口,先生情急當著張強和科長說:「老師不也說了嗎,大法是圓融的。」
我正色道:「大法也是嚴肅的!」
張強本來一直低頭假裝看報紙,聽到這話,忘了偽裝,不由自主抬起頭吃驚望我一眼。
半個多小時後,張強看先生沒有說服我的可能性,就讓他走了。離開時,先生的眼裡充滿絕望與悲哀──在殘酷的現實和自我無能為力之間,他感到一種被五馬分屍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與朋友談起我被捕和法輪功的問題,朋友除了顯示一種「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麻木,還自我感覺非常良好,覺得自己在社會上混得不錯,活得很好。他差點衝著朋友大喊:你活在一個連國家主席都能隨時被紅衛兵揪鬥的國家,你覺得很有尊嚴嗎?強盜闖進你住宅,當著你面將你的母親、妹妹、妻子輪番強姦,你卻不得不在一邊鼓掌說「幹得好!」你很有尊嚴嗎?!……
「地球爆炸」救了我
先生「勸降」未能奏效,張強還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審室。耗到下午,一個警察抱來一大摞書,說是剛從一個法輪功學員家裡抄來的。張強故意氣我似的:「怎麼樣,你們老師的書,你想不想看啊?」然後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你幫我看看,這些書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邊,一看抄來的那摞書中,剛好有兩本《法輪佛法──在北美首屆法會上講法》。我將這兩本抽出來,翻到第42頁,分別遞給張強和他旁邊的科長說:「請你們看看這裡。」
他倆都滿臉狐疑看了起來。這本書是根據1998年3月李洪志先生在紐約演講的錄音記錄整理的,第42頁談的是關於1999年地球爆炸的傳言,根本就不存在。鎮壓法輪功後,中央電視臺曾轉播一個由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召開的外國記者會,會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講錄像。他們把演講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字剪掉,再將其他一些講話掐頭去尾重新組合,演講就變成在「宣揚地球爆炸」,最後再解說許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說」嚇壞才煉法輪功的。這樣一來,煉法輪功的人就變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電視後,曾給宗教事務管理局寫過一封信,特地查過書上說地球不會爆炸是在第42頁,所以這時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兒。
果然不出所料,張強看著看著臉上表情就有點變了。他看完後抬起頭來望著我,一臉茫然。
我問他:「怎麼樣?我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了嗎?政府為什麼說我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
五天以來,他第一次像泄了氣的皮球:「政府什麼時候說你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了?我怎麼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輪功專案組的,看來你還得加強學習。《人民日報》1999年7月22日社論<李洪志其人其事>裡面有個小標題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個撒謊的機器工作,也夠難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長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這時突然抬起頭:「就這麼結案吧,她不說算了,在筆錄上一律寫上『不說』,讓她簽字就是。」
張強飛快在筆錄上寫了一連串問題和「不說」,讓我簽字畫押。我一邊簽字,他一邊還有點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點學問全用在法輪功上了,你們老師講的話在多少頁你都知道!」
就這樣,我的「案子」總算了結,他們將我往牢房一放,沒再去囉嗦我。
邪不勝正
半個多月後,張強突然又來「提」我。提審室坐著兩個警察,見我就說:「可找到你了。」他們兩個都是瀋陽來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個星期,才查出我已經進了拘留所。
聽到「瀋陽」二字,我即猜想莫非與趙志堅有關?
趙志堅二十八歲,是瀋陽一所大學老師,兩個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會上見過。他是鎮壓「取締」禁令剛出來四天後,瀋陽市第一個隻身南下,到北京「頂風上訪」的法輪功學員。
他被抓回原籍後,省長、市委書記親自過問他的「案子」。警察對家屬說要將他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決,他母親嚇得當場昏過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過來;他父親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沒有阻攔他去北京,要她賠他兒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內體重少了二十多斤。
他是瀋陽拘留所裡第一個法輪功學員。孤獨曾讓他異常痛苦。
不過,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開始叫他「趙老師」,對他說:「趙老師,我們這裡這麼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進來的,你要煉功就煉吧,我們替你看著警察。」
後來他們將他審來審去,審不出個名堂,找不出他有什麼「背後操縱者」。他們想他是大學畢業的,還專門派個有大學文憑的警察來勸導他。這個警察勸導他一天後,突然問他:「哎,你看我這人要修煉的話,根基如何?」
半個月後他被釋放。法輪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進京上訪,我就是這次見到他的。
精神院偷渡迫害記
我正猜想時,年長的那個警察問道:「你認識瀋陽的王艷嗎?」
剛想說不認識,我突然想起王艷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輪功學員。她輾轉得到兩份被關在瀋陽一家精神病院的學員所寫的資料,詳細揭露在精神病院飽受迫害的情況。王艷將那兩份資料寄給我,企盼能將法輪功學員被關於精神病院的消息傳遞出去。
兩份資料傳到我手裡,已被揉得不像樣了,不知是經歷多少關口多少驚險才到達。一份資料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寫的,她和女兒同時被關,挨過無數次電擊;另一份是名四十多歲的女學員寫的,她到北京上訪被抓,被送進精神病院前,曾先後被關於北京和瀋陽八個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個看守所的飯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蒼蠅頭。
我將這兩份資料輸入計算機,然後把磁碟拿給一個會上網的功友,請他發給明慧網,那已是兩個多月前的事了。原來這兩個瀋陽警察是為此而來。他們告訴我,那兩份經我傳出的消息上了網,令某些人異常惱怒,當時正在北京開人大會的瀋陽市黨委書記和市長被責成親自查辦,一定要將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兩警察到北京後還被召去「面授機宜」。
新一輪的「逼供」又來了?果然,他們先問我是不是收過王艷寄的資料。我承認了,他們再問,「將那兩份資料怎樣了?」我說輸入計算機交給別的學員了。
「交給哪個學員了?」
「對不起,無可奉告。」我將心一橫,打定主意不管他們怎麼逼,我都不再說。
沒想到兩個警察聽完卻沒動怒,年輕的那個邊寫邊笑說:「你們煉法輪功的都這樣,說自己什麼都行,一輪到別人的事就說什麼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語氣除了誠懇,居然還有讚賞。意外之餘,我又想起趙志堅。我想,瀋陽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大法弟子,才會使這兩個警察對法輪功學員有這樣的印象和好感。
年輕的警察寫完讓我簽字畫押。原來這就是他的「問訊筆錄」,上面只簡單寫著我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以及我們剛才簡單的對話內容。他們大老遠跑來,又下了那麼大的功夫找到我,就這麼算了?
看來還真是如此。我簽好字按上手印,年長的警察嘆了口氣站起來,似乎比我還盼著這件事早點結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們兩人明顯地都在應付差事。
我舉著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張紙什麼的擦,年長的警察忙說:「在面盆裡洗洗吧,打點香皂。」
審訊室裡有個臉盆,是警察洗手用的,從來沒有給被審問的人用過。
我打上香皂在臉盆裡洗完手,年輕的警察又指著一條新毛巾說:「擦擦手吧。」
我猶豫一下,年長的那個說:「嗨,你管它那麼多呢!還不是公家的錢買的,使一下又怎麼啦?」
他們站在原地等我擦淨手上的水,然後收拾好文件將我送回牢房。臨別時他們鄭重邀我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瀋陽看看,好像我是他們已經認識、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樣。
(待續)
註:
1、「交了面本」:上一代大陸人對「死」的另一種說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都實行口糧供給制,一人一個面本,按定量購買米面,死了就得上交。
2、 航天部: 隸屬於國務院,負責航空航天技術的研究、開發和運用的部委。其下屬北京市航空航天部703所、第一計量測試研究所等,均位於北京市豐臺區,辦公樓及職工住宅佔地很大。
3、 「點」: 中國監獄的專用詞彙,意指向警察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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