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幾個耳聞目睹的小故事吧。
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偶爾從一位國安幹部那裡聽到這樣一個故事：長期流亡海外的「反動分子」梁衡希望回國，當局表示歡迎，但提出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在國內的一份共青團主辦的雜誌上發表一篇正面肯定中共的執政政策和對過去問題的反思的文章。梁衡原為湖南師大學生，曾因組織校園人大代表選舉活動和學潮而風雲一時，後隨自己的夫人來美定居，同時開始「反革命」生涯。據說他是「中國之春」雜誌最早的三位發起人之一。可以想見他當時在海外反對派運動中的地位。我不知道他是否應當局的要求發表過類似文章，但我知道他後來確實回國了，而且從此從反對派陣營中消失了。當時我還以為中共挺開明大度的。可是當我來到海外後才知道，梁衡能夠回國的同時，海外民主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那些曾與他一起發起組織中國之春運動的朋友幾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而被拒之於國門之外。再後來我還瞭解到，梁衡在中共國安部裡的檔案材料一直沒有銷毀，堆滿了整整一屋子。向我透露實情的朋友說：「政府永遠也不會相信像梁衡這樣的老反革命」。。。。。。
九二年我抵達美國不久，原八九學生領袖瀋彤找我商量關於他回國的事。我當時認為民運人士尤其是領袖應該盡量回國去從事民運活動。因此二話沒說就答應與他合作。結果不僅瀋彤被捕，連與他接觸過的人也多數遭到逮捕，比如湖南的潘明棟、天津的？？及原八九學生領袖熊焱的太太錢立筠等（還好我們及時將大部分與他接觸過的人營救到了海外，否則被捕的人會更多）。我雖然對中共的狡猾估計不足，但是他們的被捕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令我感到吃驚的反而是瀋彤獲釋返美後所發表的一番譴責中共的話。他非常委屈地說，中共公安部部長陶駟駒曾在他回國前公開表示他可以回國，而且還找出了有關媒體的報導原文和他母親聽到的原話。我一方面沒有想到原來他早就吃了「定心丸」，而我和我的國內朋友們一直被蒙在鼓裡，還以為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另一方面沒有想到有人居然會如此天真地相信靠撒謊起家的中共的話。。。。。。
大約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在中華學人聯誼會上遇到了一位我素所敬仰的老前輩、原某藝術學院的院長（他是一位長者，這裡就不點名了）。因此我們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當我問到他居住何處時，他說他差不多是每年一半時間住在美國，另一半時間住在中國。我們的對話到此本來就應該結束了，沒想到他一時性起，就將話題接了下去。他非常得意地說，對中共有利用價值的人還是能回去的，比如學有專長的，那些中共不讓回去的人都是沒有利用價值的人。言下之意好像說那些回不去的人都是廢物。我聽完這句話的第一反應是，看來我是沒有利用價值或學有專長的廢物。可是當我仔細一想就覺得不對頭了。難道方勵之、嚴家其、鄭義他們這些學富五斗、著作等身的大家都是沒有利用價值或毫無專長的廢物嗎？如果這樣的人還談不上學有專長，那麼中國還有幾個人可以稱得上學有專長呢？當我轉身離去時，這位年長的院長還在滔滔不絕地說他享受的福利有多好，既不要工作，也不用教書，卻照樣享受院長待遇，住院長公寓。。。。。。
前年王若望老先生病重住院，國內有人捎話給他和他的夫人羊子，說江澤民親口表示，只要王老答應回國後不再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和從事反對政府的活動，政府歡迎他回國治病。王老明知來日無多，也許這就是他最後看一眼故土和見一面故鄉的親人的機會了，可是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江澤民的「善意」。他失去了最後望一眼朝思夜想的故鄉的機會，卻守住了自己的晚節，使更多的人相信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活得沒有尊嚴。一年後，我所尊敬的嚴家其先生因為父親病重，希望回國與父親做最後的告別，可是中共仍然要他先將高昂的頭低下。結果他沒有向專制暴政低頭。他在王老一週年紀念集會上梗咽地說，如果我為了回國而向中共低頭，無論是什麼理由，都會覺得對不起王老。。。。。。
最近聽說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公開或秘密地回國了。有的回國後棄政從商了，如楊斌、瀋彤、丁健等，有的人回國後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如回到清華大學擔任教授的傅新元、陳丹青、回到復旦大學擔任教授的孫哲等，有的據說還回去做官了。。。。。。可是，就是沒有聽說有誰在當局許可下的情況下回去後而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活動或像從前一樣毫不留情地抨擊當局（曾短期出國又返國的劉曉波和沒有得到當局許可而回國的楊建立等除外）。對此我們應該心裏有數。老實說，人各有志。如果有人不願意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活動，我們不應該批評。只要他（她）不做違背社會良知的事，我們應該為每個人的人生選擇祝福。沒有人天然就應該承擔反對專制、批評時政的責任，也不應該有人自視為救世主。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回到自己祖國的權利，中共不能剝奪公民的回國權，我們身為民主人權活動人士，不應該為難任何人回國，更不應該對此加以譴責。這些年來，一些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出國後想留在國外，我還不知道勸過多少人回去呢。因為他們回去還能為社會做點什麼。可問題是，我們無論過去是否從事過反對專制的活動，都不應該為專制制度辯護和塗脂抹粉。中共掌握了全國的媒體宣傳工具，這些喉舌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宣傳當局所做的任何一件「善舉」。他們的聲音已經強大到讓中國的老百性都感到厭惡了。作為民間獨立知識份子或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我們唯一需要做的是加大我們的分貝，來指出當局的錯誤和呼籲他們改邪歸正。更何況，現在我們談論的所謂中共邀請異議人生回國的「仁政」和所「披露」出來的「善舉」多數屬於捕風捉影的事（如中共願意出機票和公費安排觀光？游等）。但是，它卻很容易給公眾一個錯誤印象，以為當局對我們這些異議人士實在是寬容大度，反而是我們小被寵壞了的小媳婦在無理取鬧，漫天要價。因此，當我眼見一些過去批評政府比誰的分貝都高的人，突然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讚嘆起中共的仁慈來，而全然不顧會傷害千千萬萬遭中共迫害和拒之於國門之外的沒有機會說話的人，我除了瞪大眼睛磋嘆不已外，內心深處又多了一份悲哀，也對民眾越來越不信任和支持以這些人為代表的人權民運活動多了一分理解。因為他們居然可以以很底的價錢將支持他們的民眾輕易賣掉。。。。。。
上面幾個故事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事，都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我要講的也差不多「盡在故事」中了。我也許應該就此打住。可是，還有一個故事直接發生在我身上，也許更具有說服力。因此我決定將它披露出來。我無意傷害任何人，但是，如果不幸有人受到了傷害，請原諒。
大概是三四年前吧，有位中國政府居外使館的領事（就不點名了）通過一名中間人認識了我。他與我見面後單刀直入，表示希望能幫助我回國。我於是說，幾年前我申請過回國，他們為什麼拒絕，而現在卻又主動表示要幫助我回國？他無法回答，只好說當時他不在那個部分工作。我接著又問：你們為什麼現在又要幫我回國？他又找了一個奇怪的理由來應付。他說因為聽說我太太是中國政府開國元勛的後代，所以希望能幫助我回國。我跟他說，我如果這樣回國顯然什麼也幹不了，沒有多大意思。如果你真要幫我，就讓當局給我年邁的媽媽放行，讓她能來美國與我團聚，共享天倫。他說盡量去爭取。我們的對話沒有涉及任何回國條件問題，其中只有一處似乎跟這個問題有點扯得上關係。他曾說，「據說你要上哥倫比亞大學了，以後你是不是就會很少有時間從事民運活動了呢？」我知道這是一個坑，我不能往裡面跳。於是，我直截了當地回答：「是，我準備上學。到時候可能會比較忙。不過，我還是會參加民運活動。過去我比較多的是組織一些集會等活動，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將來我可以改變一下方式，比如多寫一些文章來宣言民主和批評時政，也許這樣影響力會更大。」我補充說，「六四」一天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六四遇難者們一天沒有得到安息，我是不會放棄為他們討還公道。他見沒有縫可鑽，也就做罷。於是我們天馬行空地聊了一會兒中國未來的發展，他也許是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對我發表的高談闊論頻頻點頭。此後他又給我來過幾次電話，每次都東拉西扯，卻唯獨不提幫我媽來美國的事進展如何（其實當局要真願意給她護照，一天就辦好了）。直到有一天，他在電話裡似乎是不經意地問到我這樣一個問題：「聽說你們準備在江澤民、李鵬來美國時舉行大型抗議活動。能不能聊聊你們準備的情況。」我知道這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因此毫不含糊地回答：「是，我們是在籌備舉行大型抗議活動。你要想瞭解情況可以看最近的報紙。因為我們各自的角色不同，報紙上沒有刊登的我不能跟你講。請你諒解。」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給我來電話。對於幫我媽媽的事似乎也再沒有興趣了（順便說一句，我媽媽申請來美七年了，至今也無法成行）。後來一位新上任的領事又試著給我來過幾次電話，我知道這位新上任的官兒不過是不甘心，想再試一次看看他們的糖衣炮彈是否真的無效。於是我既沒有接他的電話，也沒有給他回過電。。。。。。
各位讀了這幾個小故事後，大概不會再認為邀請異議人士回國是中共的新政了吧。事實上，中共從五十年代建國到現在，什麼時候Ｖ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