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時的講話，標題極為煽情：「一想到給黨抹了黑，我就悔恨終身!」直到此時此刻，他還想扮演「忠黨愛國」的典範，比周星馳的電影還要搞笑。有人用「三段論」來概括肖作新的「懺悔秀」：一為「出身論」，二為「功勞論」，三為「贖罪論」。
所謂「出身論」，肖作新一開場就迫不及待地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出身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在我兩個月的時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親相依為命。我是吃助學金長大的，是黨把我從一個無知的孩子，培養成大學生、研究生。」有了這段鋪墊，肖作新接著便歷數了黨對他的關懷：「二十八歲的時候被提拔為原阜陽行署教育局副局長，三十八歲時當上地委委員、宣傳部長，最後把我放到有著千萬人口的大市，在阜陽市人代會上以僅失五票的高票當選市長。」中共是一個講「出身」的黨，它很看重「根正苗紅」。「革命後代」當然是「自己人」，而「貧下中農的孩子」也是值得信賴的。當年遇羅克因為反對「出身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見「出身論」在中共的意識形態體系中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肖作新緊扣「出身論」作文章，不愧為高學歷、高智商的知識官員。
所謂「功勞論」，肖作新在法庭上說：「為了報答黨，報答阜陽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的。」為自己表白還不夠，他還見縫插針地為一同受審的老婆周繼美表白一番：「她為人熱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兩件事：一是忙於工作，二是操持家務。正是因為她忙於家務，才使得我能夠超脫於家務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這番「動了些感情」的話，卻經不起稍微的推敲：作為市長夫人，在家裡幹些煮飯、炒菜、洗衣之類的家務，是家庭主婦的平常事，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對一千多萬阜陽人民的奉獻和犧牲了呢?
所謂「贖罪論」，肖作新在二審法庭的最後陳述中說：「最後我要強烈表達的是，我期盼著神聖法律的公正判決，若能得到從寬處理，我將倍加感謝和珍惜，認真改造，重新做人。」他還想繼續為「黨和人民服務」。但是，我感到迷惑的是，正是因為前幾年他在市長任上兢兢業業地「為人民服務」，才聚斂了一千九百萬人民幣的財富；倘若讓他繼續「服務」下去，人民的損失又會增加多少倍呢？
與肖作新的「懺悔秀」不同，叢福奎打在受審時打的卻是「佛教牌」。作為河北省前常務副省長、省委常委的叢福奎，因貪污受賄數千萬元人民幣而被捕。案發之後，叢福奎不僅拒不交待貪污腐敗的具體情況，反而在書寫材料的時候大書特書「佛教治國」的論調。辦案人員發現，叢福奎迷信一個名叫殷鳳珍的「女大師」，他對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女子崇拜得五體投地。叢福奎在石家莊和北京的住宅內，不僅設有佛堂、供奉著佛像，還設有供道臺、供神臺。在臥室的被褥下面，鋪著一大塊紅布，上面襯著黃綾，四周還綴有銅錢，黃綾下面壓著五道佛令，枕頭底下還有五道道符。「女大師」告訴他，有了這群菩薩的保佑，他就萬無一失了。
然而，這一切還是沒有挽救叢福奎的垮臺。叢福奎案發之後，「女大師」也身陷牢籠。像叢福奎這樣一名中共高級幹部，居然放棄黨章上首要的規定「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轉而加入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的行列，這對於中共這個奉行僵硬、單一而頑劣的意識形態的政黨來說，不啻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後來，叢福奎交待說，作為有二十多年黨齡的黨員，「理想信念動搖」的原因，是得知自己在仕途上沒有了進一步升遷的可能。由於無法再往上爬，他便「改換門庭」，從「黨啊親愛的母親」的懷抱扑向了裝神弄鬼的「女大師」的圈套。
再說被判處死緩的雲南省前省長李嘉廷，貪官們怎麼看都像是「難兄難弟」。比叢福奎幸運的是，李嘉廷摘掉了官銜前的「副」字，實現了成為一省之長、封疆大吏的夢想。但是，李嘉廷是否就堅守住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呢？辦案人員從李嘉廷家馬桶的水箱中搜出五本不同國家的護照來。看來，李省長信仰不是「馬列主義」和「三個代表」，而是「西方資本主義沒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其實，道理很簡單，以李嘉廷的清華學歷和聰明才智，他不難作出這樣的基本判斷：「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在全球已經死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在全球已經沒落。於是，他就像泰坦尼克號上敏感的老鼠一樣，及早地覺察到了中共這艘巨輪即將沉沒，早就辦好了西方各國的護照，這些護照被他看成是逃上救生艇的「船票」。
肖作新、叢福奎和李嘉廷都是中共的高級幹部，他們一邊斂聚數以千萬計的財產，一邊「改轅易幟」而「別投他宗」。老百姓們會算一筆簡單的賬目：安徽、河北和雲南都是中國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幾千萬的財產可以救濟多少失業工人、破產農民和失學兒童呢？而我更加關注貪官們的信仰──就在叢福奎事敗之前幾天，他還在河北某市主持「三講」教育工作，臉不紅心不跳地大講人生觀、世界觀問題。有哪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家能夠設計出如此荒誕的情節來呢？說到底，無論是「毛主席的革命理想」還是「江核心的三個代表」，他們都沒有絲毫的興趣，他們真正信仰的只有權力和金錢。
其實，在「世界觀、人生觀」問題上，幾乎所有的中共官僚都與肖作新、叢福奎、李嘉廷等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偽信仰」，曾經迷惑了無數在苦難中掙扎的民眾。然而，由於在經濟上取消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剝奪個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在文化上毀滅一切異質思想，這種「偽信仰」最後只能走向暴力鎮壓和專制統治。在經歷了漫長的「文革」和天安門的大屠殺之後，這種「偽信仰」破滅了。雖然它依然存在於黨報和政治教科書上、存在於官員們在大會和電視屏幕上的講話之中，但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它已經淪落為一種誰也不會當真的「笑話」和「大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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