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春節晚會，我一直有個小小的納悶。現在的媒體報導，多把1983年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說成是第一屆春節晚會，而晚會又只有一位總導演。
這不是事實。
從中央電視臺的歷史看，在人們心目中，春節晚會最初造成較大反響的，應該是1979年。這時，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歷史轉折關頭。為了鼓舞群眾，這年春節，中央台下了很大功夫，認真組織了大規模的《迎新春文藝晚會》。－－以往，人民大會堂每年都組織春節聯歡活動，通常由國務院辦公廳、文化部、廣播事業局和總政治部聯合組織。這種聯歡活動，除了一臺文藝節目，還包括各種遊藝活動，中央電視臺只負責轉播。而1979年的春節晚會則改變了樣式，由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單獨組織。我與楊潔在執導這臺晚會時，吸取「文革」前我和王扶林主辦的「笑的晚會」的經驗，採取了「茶座」的形式，安排了當時少見的交誼舞；李光曦一曲《祝酒歌》唱得人們熱血沸騰，紅遍大江南北。1980年，中央臺趁熱打鐵，又組織了《八十年代第一春》春節聯歡晚會，也獲得了成功。對於剛從百花凋零的「文革」中過來的群眾而言，這些節目讓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熱烈歡迎，反響十分強烈。
至於1983年春節晚會，也自有它的特色。雖然同為「茶座式」，但規模更大，現場轉播時間更久，長達四個小時，引起了觀眾很大興趣。所以說，要給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晚會排序的話，如果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藝復甦的角度講，1979年的春節晚會應該算是第一屆；如果從規模和影響而言，1983年的春節晚會也可算做第一屆。這樣講，並非因為是我執導了1979年的晚會－－事實上，1983年的春節晚會，我也是執導的兩個導演之一。
舉辦1983年春節晚會時，中央臺還沒有實行總導演制，臺領導由於很重視這臺晚會，安排了兩個老導演來執導，晚會的總體設計、節目的製作編排，都是兩人一起商量，分工協作的。這在晚會錄像帶的演職員表上和中央臺編輯的有關春節晚會的書刊上，都有明確的記載。這雖然不算什麼重大的問題，但我想，尊重歷史事實畢竟更好一些。
交誼舞之爭
1979年春節晚會前，為交誼舞能不能上電視的事情，我和有關領導吵過一架。
交誼舞現在顯得很普通，年輕人大多不愛跳了，吸引他們的是搖滾、蹦迪之類更刺激的東西。他們大概很難想像，僅僅20年前，在不少人眼裡，跳交誼舞是「危險」的事情；讓交誼舞的畫面出現在屏幕上，更是大有風險。
前面談到，這一年由我和楊潔共同執導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為了渲染氣氛，我們決定讓人們久違的交誼舞作為整臺晚會節目的串場。但廣播事業局有的領導認為，交誼舞顯得太「那個」，不同意上。
領導不同意，我卻想堅持。但是，不管怎麼解釋，我都說服不了對方。這時，「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幾年，文藝界思想活躍，人們不願意在精神上作繭自縛，我也早從干校時的那種自卑感中解放出來，腰桿硬了，底氣也足，那種敢說敢為的直性子又回到了身上。我終於火了：「你要不同意我們不幹了！」
中央電視臺臺長辦公室裡，氣氛顯得緊張而尷尬。
現在回想，廣播局的領導也有他的為難之處，當時的群眾文化心理，似乎也需要一個調整和適應過程。這次晚會節目中，考慮到改革開放，得有點「洋」的東西，我們安排了芭蕾舞《天鵝湖》中的一段西班牙鬥牛舞。
晚會播出之後，有些人就認為女演員袒胸露背，穿得太暴露；對男演員的緊身褲也不滿意，說穿了像沒穿褲子一樣。這種意見，現在聽起來似乎荒唐可笑，但在當時的群眾來信中，卻顯得理直氣壯，振振有詞。
那次爭吵最終不歡而散。廣播局領導走後，臺長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他說：「鄧導，算了吧，都退一步，交誼舞不要整個都用，用在一頭一尾。怎麼樣？」
我只好接受了。中間串場，改用了相聲演員。
費翔的「一把火」
1987年的時候，我接任了1988年中央臺春節晚會總導演，到處物色演員。著名歌唱家王昆是東方歌舞團團長，那次她從外地演出回來，給我來了電話，說她發現了一個臺灣歌手，叫費翔，條件不錯。我請她把資料給我看看。
很快，王昆派人送來錄音帶和一個很大的招貼畫，看起來形象確實不錯。有關的報告送到廣電部，沒過多久也批下來了。
以往的春節晚會，只要演員確實優秀，觀眾很歡迎，通常可以唱兩到三首歌。但這時情況不同了，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已經成了氣候，時間珍貴，從1986年的晚會開始，規定每個演員只能唱一首歌。當初考慮到晚會的主題，我們打算只讓費翔演唱《故鄉的雲》。當我反覆聽了費翔的錄音帶後，認為《冬天裡的一把火》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編導會議上，我說：「請臺灣歌手來一次不容易，我們是不是讓他多唱一首。」在我的堅持下，大家終於同意了。沒想到請領導聽歌時，領導不同意，認為費翔不僅唱兩首歌多了，第二首歌還有兩段，間奏也太長。晚會的音樂編輯曾文濟，是位很有經驗的老編輯，聽了費翔的歌帶後，他和我有共鳴，贊成兩首歌都上。最後，我去找費翔商量，請他在間奏中加些跳舞的動作。當時，我還不知道他跳舞也很棒。
第二次排練時，費翔已經給「一把火」設計好了迪斯科風格的間奏動作。他跳給我看，喲，太棒了！我高興得直鼓掌。我說好極了，要的就是這個。
可是，臺領導對費翔的動作有點擔心，覺得迪斯科的節奏感太強。我說：「這是表現健美，沒問題。」領導見我態度堅決，便說暫時這樣吧。後來審查，領導還是擔心，說最好別跳迪斯科了，把間奏拿下來。
我實在不甘心，加上自己算是老導演了，和臺領導關係也不錯，就有點倚老賣老，不肯輕易放棄。我堅持說：「真的不錯，饒了我們吧。」這一回，領導猶豫不決，勉強同意了我的意見。但到了最後一次審查，還是要求我把間奏拿下來。這一回領導態度堅決，我沒有辦法，只好點頭。但當時實在太忙，我沒有來得及給下面的人說。因此，播出的時候，樂隊在照樣演奏，費翔也照樣在跳迪斯科。領導急了，一時間他無法改變現場的表演，就在話筒裡嚷起來：「鄧導，不能切全景！」
不切全景，觀眾就看不到迪斯科的舞蹈動作。給我配合的切換導演是張淑芬，我對她說：「領導不讓切全景了。」淑芬大為惋惜：「多好啊，太可惜了！」她也敢干，照樣切，切了好多全景。看上去確實好，我也就裝糊塗，給我切過來的全景我照樣播出。
領導真火了，大嚷：「鄧在軍，你再切全景，我處分你！」
我想事情不能做得太過，這才對導演講：「淑芬，好了，再切全景，領導要處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攝像人員沒有這個準備，所以後來大家看到前面的鏡頭有全景也有近景，後面的鏡頭只是近景、近景，還是近景。還有好些鏡頭出了畫面，顯得一點鏡頭邏輯都沒有了。
儘管如此，費翔的演唱幾乎讓所有的觀眾傾倒，這把「火」照得他閃閃發光，無比明亮。
為亞運會閉幕式「放炮」
1990年，北京召開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我是這屆運動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電視轉播總導演。
在亞運會開幕式轉播的開頭，有一個五分鐘的片頭，它要起到整個播出「龍頭」的作用。為此，我們組織創作了歌曲《同一首歌》，由陳哲作詞，孟偉東作曲，詞曲都很美。同時設計拍攝了一組畫面：一個天真活潑可愛的兒童在長城上追逐氣球；一群孩子在天安門廣場畫和平鴿；過渡到北京市日新月異的面貌、亞運村新穎別緻的建築，然後出現亞運會主會場。但是，領導在審看時提出，這首歌有點「聖歌」的味道，是否不用。我和音樂編輯後書年認為，原來我們設想的正是這樣的「味道」。在我們的堅持下，臺領導同意了。這個片頭播出後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同一首歌》至今傳唱不衰，體現了它的生命力。
在亞運會開幕的同時，閉幕式的排練也進入了倒計時。最後一次彩排時，我安排了一次試錄。瞅著鏡頭裡的畫面，我傻眼了。為了保護運動場草坪，主會場鋪了一塊巨大的地布，銀灰色的。這塊地布不能鋪得太早，否則會把下面的草捂死，一直等所有的景都搭完了才鋪。這時，離閉幕式正式開始只有三天了。我當時非常忙，地布鋪好後沒去看。但組委會其他人看了，肉眼看去，效果還不錯。可是，等機器往那兒一架，慘了！地布是銀色，燈光一打全反光，所有的色彩都吃進去了；鏡頭裡，表演的人就像在水裡一樣，影影綽綽看不清楚。當時我急壞了，體會到了為什麼伍子胥過昭關會一夜急白了頭。相信人急到極處，少活幾年是完全可能的。
正好，彩排結束後組委會開會，要求各個環節的人員都參加。我也去了。
組委會的負責人賀敬之、高佔祥、張百發、萬嗣全等全部來了。組織亞運會，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雖然電視轉播在我眼裡是比天還大的事情，但在整個亞運會的系統裡卻只是一個局部。各路諸侯匯報了各自的情況，準備得都不錯。等沒人說話了，賀敬之是文化部長，就表了態：「不錯，挺好嘛。」我一聽急了，領導表了態，我再不發言，就不好改了。我對高佔祥副部長講：「不對，問題大著呢，我還有意見。」
高佔祥馬上提醒會議組織者：「電視臺鄧導有意見，讓她說說。」
我就放了一炮。我說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地布不行；再一個就是壓軸節目《世界人民大團結》的舞蹈演員不行，用的是業餘演員，水平太差，從鏡頭上看，有些演員的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兒看，也沒有表情，播出去太丟人。
領導問我怎麼解決，我說：「舞蹈的問題等會兒再談；先要解決地布問題，得把地布給我翻過來。」
這下會場炸鍋了，尤其是舞美反應強烈：這哪兒行？地布一撤，一天一夜也翻不出來啊，哪來得及！
我說：「翻不過來也得給我翻，連夜翻。」我看到會議有點冷場，便接著說，「我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你們不信，明天所有的領導可以看我的電視錄像。否則我不承擔責任。」
對於《世界人民大團結》舞蹈，我要求重新調整演員。這也是個煙狻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