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發生危機嗎？或者問，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會成為危機的輸出國嗎？回答是，是的，中國已經具備發生一場大規模危機的所有要件。
誠如前述，中國的改革是以權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與此相對應，其經濟增長也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為代價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時間裏，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的衰退或增長型衰退，注意，是長期而不是短期。因為在這種模式中，我們大概很難看到通常意義上的經濟週期。
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頗為神似。就像日本在90年代後經歷了長達10年的衰退一樣，中國也同樣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種衰退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要比日本脆弱得多。這種脆弱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長期壓抑和積累而顯得分外突出。
如果中國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資源－－經濟增長，開始流失，那麼，經濟增長與賴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負反饋：政府越是沒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難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處於普遍的失範狀態，社會自我維持和自我修復的能力蕩然無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在在極小的程度上發揮作用（比如說，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國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嚇基礎上的剛性秩序，這對於一個人均資源匱乏、處於轉軌中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聯繫就可能被仇恨和貪婪撕裂。
那麼，中國會發生危機嗎？簡單的答案是：是的。在過去的很多年裡，這個話題已經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實卻一再否定了這些先知般的預言。難道，所有這些預測都錯了，而僅僅是某些「敵對勢力」的一廂情願嗎？
不，所有這些預測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依然在那裡，甚至比從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國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樣，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國，GDP就是這個「水」。只要「水」漲的跟水下的石頭一樣快，石頭就不會冒出來。但現在，「水」的漲勢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頭卻開始瘋長。
所以，中國的危機恐怕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而對於我們，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個危機將從哪裡開始？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並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
在我們的視線中，在未來幾年，可能引發危機的一些重要線索正在逐漸清晰。
（一）金融危機按照正常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早就處於破產狀態。無休止的壞帳和普遍的腐敗已經將銀行可憐的資本金吞噬一空。
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受到獎勵。人們仍然在將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巨大的黑洞，而這（新增存款），正是中國的國有銀行能夠苟延殘喘的唯一法寶。這種現象讓許多人迷惑不解。
雖然許多人有意無意將此歸功於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很顯然，這並不是問題的真相。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在一個受到嚴格資本管制的國家會有大量的資本外逃。
在最近幾年中，中國資本外逃的數字甚至超過了資本流入。所以，對這個現象的最好解釋只能是：人們並非太信賴政府，而是太依賴政府。
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將錢存入國有銀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沒有任何其它存放財富的途徑。但是，這種反常的現象肯定維持不了多久了。外資銀行的介入將會給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以致命一擊。這些勢力強大，信譽良好的外資銀行很有可能斷掉中國銀行業賴以苟活的最後一滴奶水。
在事關自己財富安全的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時看上去非常愚鈍的中國儲蓄者。他們將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學會選擇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儲蓄辦法。對於這種結局，中國的國有銀行如果寄望於存款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銀行業務的無知，大概很不現實。
根據現有的入世時間表，外資銀行直接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預計，在3到5年時間中，中國的大城市中將會出現擠兌中國國有銀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種具有極強傳染性的金融恐慌症一旦出現，就有可能火燒連營，勢如卷席。對於中國銀行業來說，這既是開始也是結束。
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的災難，更是政府信用的災難。人們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現體制正在越來越隨意地揮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們推測，銀行的破產將可能是壓垮政府信用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政府無力也沒有足夠信用對這些國有銀行進行重整的情況下，外資銀行部分接替中國政府的角色來進行這項工作將是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可能選擇之一。
由於外匯的嚴格管制，中國雖然成功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對其金融體系的衝擊，但導源於內部的金融危機的風險正在急劇升高。現在就可以印證這些趨勢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銀行倒閉案已經時有所聞。
（二）城市下層階級的大規模騷亂導致的流血事件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遍及城鄉的抗議事件不斷發生。由於農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國改革這一階段主要的受損者，所以這種抗議事件多數分散地發生在這些政治邊緣地帶。然而隨著中國改革受損者的增多，這種抗議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趨勢。
最近大慶油田以及遼陽所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是這種趨勢的明證。與90年代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不同的是，最新發生的這些抗議事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組織性和持續性。這一點，從最近發生在東北遼陽的大規模示威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人們看到，這次示威是七個國營企業的職工聯合舉行的，很顯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組織和工會領袖在領導。而大慶油田所舉行的工人示威則突出說明瞭，中國改革的受損者，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領導人為了維持穩定所要極力依靠的對象。
改革危及這批人，不僅表明中國政府保護能力的減弱，也同時表明中國的社會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跨行業，跨城市、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工人運動可能成為這一階段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景觀。就像90年代末期的功現象所表現出的耐力一樣，這些新型的工人運動將不大可能滿足於一廠，一城市的規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它們就可能與其它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提出系統和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綱領。
到目前為止，大慶和遼陽的工潮已經持續了十幾天。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這次工人運動所顯示出的生命力相當罕見。由於這些以大城市、大企業為基地的工人運動，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將採取小心翼翼但卻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謂將「不穩定扼殺在萌芽狀態」。
但百密一疏，如果這種大型抗議發生得過於頻繁，就總有擦槍走火的時候。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局面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因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擠滿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這些人長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層，受到現體制與城市人口的雙重歧視，對現狀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參與將特別容易將工人的街頭抗議運動引向大規模的城市騷亂。
作為政治權力中心，中國的大城市集中了當今中國最令人生厭的腐敗，集中了當今中國刺眼的貧富差距。在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實際上也集中了當今中國猛烈的騷亂能量。當這些平時我們根本就視而不見的沉默人口突然擁擠在街頭時，那些在人數上遠遠被誇大了的中產階級就會驚奇的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一批人。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上升。在許多地方，警察查驗身份證件的頻率已經達到了相當反常的程度。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漲。而發生在天津的「愛滋病扎針」事件，似乎就是那類具有預示「災難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這的確讓我們感覺到了某種幽靈的迫近。但願，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三）由農業危機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及其連鎖反應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吹噓自己可觀的外匯貯備，宣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固性。許多經濟學家也在以他們從來就不精確的專業知識在論證這一點。但匯率決不僅僅取決於一國的外匯儲備，甚至某些情況下根本就不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寡而變動，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貶值，就是在其外匯儲備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提醒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不是那麼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幣不貶值的充分理由。如果說人民幣貶值對大多數行業來說，影響只是多或少的話，那麼對於中國農業來說，就可能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
對此，中國總理朱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入世」後，他最擔心的就是農業。實際的情況可能比朱的估計要嚴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已經從1998年的100萬噸上升到1400萬噸，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總產量。而由於人民幣的長期高估，中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經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這種情況使本來已經十分疲軟的農產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國農民最新困境的所謂「新東北現象」正在為這種黑暗未來拉開序幕。中國農民已經為中國改革承擔了高昂的代價，即便進一步的打擊不至於引起他們大規模的反叛，也肯定會深深刺痛中國社會的神經。雖然農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農民－－大面積流離失所的農民，將成為執政者在危機關頭最優先的考量。
如果中國農民的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幣的貶值恐怕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人民幣貶值同時會帶來一系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和短期資本流入的劇減。這一增一減，將是一個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數字。
凡是瞭解中國沿海省份情況的人，就該瞭解中國經濟對外國投資已經形成的高度依賴。沒有外資的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就有可能緊急剎車。而資本流出，經濟放緩將反過來來強化已經形成的趨勢，導致惡性循環。而最糟糕的結果是，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一旦開始，貶值的幅度就很難加以控制。難以控制的貶值對政府信用的打擊將同樣難以控制。
在中國，國民對政府信用某種犬儒主義式的依賴，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後一道屏障。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寧願頂住中國農民沸騰的民怨，卻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可以預計的是，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農民已經無法進一步被犧牲。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
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領導人將被迫在增長速度與農民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在這裡，似乎沒有太平衡的路線。但我以為，作為一個明智的領導者，在弱者的生存與強者的發展之間，必須選擇前者。但這肯定會遭致一系列不測的連鎖反應。
（四）中共高層的分裂和重組高強度的外部壓力既可能使一個集團更加團結，也可能使之崩裂。
未來幾年，假如中國經濟沒有奇蹟般的好轉，中國社會將進入近20年來最危機四伏的時代。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競爭，本身就可能是危機的一部分並成為引發進一步危機的原因。進而言之，在未來幾年，社會各階層越來越激烈的利益訴求，也將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性。
在經過了1989年之後，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中共內部的穩定，許多人乾脆就將中共看成一個與中國社會一樣的超穩定結構。但時勢異也，經過十幾年的演進，中國社會已經發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這必然反映到中共黨內的政治競爭中來。如果說中國十幾年前的那場運動僅僅反應了某些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因而也將這種特點反映到黨內的話，那麼，今日中共內部的競爭已經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礎。
對遊戲的參與者而言，現在正在進行的政治競爭不僅關乎未來可能的利益，更關乎巨大的既得利益。從邏輯上推斷，只要中共高層還沒有完全被權貴資本所控制，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間日益高漲的憤怒所激活。黨內反制權貴資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動將衝突延伸到民間，並尋找同盟。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平衡和團結正在受到外部社會壓力的考驗。
就在不久前的人大會議上，中國總理就在湖南代表團私下抱怨，對人大做的報告只有兩句話是他自己的。這足以說明，這位曾經有著極高權威的總理已經受到了黨內同事的巨大壓力。而從中國證券市場去年的各種政策搖擺中，人們更可以感受到權貴資本咄咄逼人的操縱力量。面對與13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衝突，中共黨內陳舊的政治競爭原則大概難以繼續發揮作用。
所以，在「16大」前後的一段時期，擺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兩種：要麼修改黨的政治競爭原則，擴大黨內的政治參與，以求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要麼出現強勢領袖，用強力徹底消滅黨內的競爭。無論那一種可能，都將深刻地影響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態，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化。
總而言之，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隨著中國共產黨最後一位具有強勢色彩的領袖的淡出，中國共產黨現存的競爭和協商原則的效率將越來越低，其適用性將日益受到遊戲參與者的懷疑和挑戰。如此，中國共產黨內的實質性變化將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關注的的是，這個過程可控性相當差，弄得不好就會引起政治參與的爆炸。因為，中國被壓縮了十幾年的政治參與熱情，足夠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全能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國家。政治權力調動資源的能力十分強大。這就是中國為什麼不容易發生局部和行業危機的基本原因，雖然那些行業或局部看上去是那麼的危險。
比如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政府就是通過行政手段調動資源，拆東牆補西牆，將這種風險分散和轉嫁到財政系統、銀行系統甚至資本市場，而不至於讓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垮掉。但這就好比壘堤壩，局部的風險雖然暫時解除，但隨著堤壩的不斷升高，整體的風險卻在不斷增加。一旦發生問題，將意味著整體的崩潰。這個整體，不僅包括經濟系統，也包括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
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除了剛性的權力鏈條之外，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個既缺乏經濟認同，也缺乏政治認同，更缺乏文化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勢利的表演）的共同體，甚至連民族國家都算不上。
如果在未來幾年，我們上面所羅列的、遠不完備的危機事件中的一個被觸發，危機與危機之間就可能相互強化，進而引爆一場整體性危機。假設事情果真是這樣，中國的預後將很不樂觀。因為，尋找認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將非常漫長。
當然，這也視乎危機所造成的災難程度。但以下重大發展將是高概率事件。
（一）城市的軍事或半軍事管制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對派的激烈抗爭，將使軍事或半軍事管製成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現新的軍事強人的話。中國現任的軍事領導人江澤民最近在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上的講話，已經充分暗示了這種可能的發展。他明確指示解放軍，「要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努力做好各項軍事鬥爭準備，積極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並將「城市的反恐怖鬥爭納入到軍隊任務中來」。
在我們的記憶中，明確將地方穩定納入軍隊職責，應該還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事態發展，這等於宣布，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今後幾年，中國城市將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期。至於這句話裡對政治反對派的威懾含義，相信大家也能強烈的感受到。但我們依然懷疑，社會問題如此嚴重的國家，軍事或半軍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維持的時間會有多長？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險一試。
（二）公開的政治反對派的出現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精英分子已經被現體制所贖買。但這並不是全部事實。中國現體制既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贖買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實上，中國民間仍然活躍著大量的精英分子，卻越來越受到現行分贓體制的擠壓。他們雖然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但卻更懂得用民間聽得懂的聲音說話。那些不斷加入失業大軍的年輕學生將可能充實這個隊伍。這讓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國的同樣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懷疑政治反對派沒有精英力量的供給。一種必然要發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會找到他們傑出的領袖人物，找到他們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會階層分化，已經為中國在未來幾年出現公開反對黨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它恐怕只需要一個根本就不起眼的時機。現在的中國，還有許多人在討論政治動員會不會危及中國改革的問題。他們睿智，平和，深思熟慮。但是，目下中國的現實卻是，政治動員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樣做的問題，是如何將政治動員放在一個和平和法治的軌道上來的問題。何況，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個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隨著幾個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對黨，雖然在經濟表現上不會那麼出色，但可能比一個強大的軍事政權要少一點暴戾之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可能。
我們必須問，我們有比現在更好的未來嗎？在中國，我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代。突如其來的物質滿足幾乎超過了所有的想像，它甚至彌補了我們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創傷。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一天。我們生活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我們完全喪失了歷史的觸覺。但事情真的會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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