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亞伯拉罕ܭ林肯在一篇題為《裂開的房子》的著名演說中談到:「一幢裂開的房子是站不住筷子的」。自由與奴隸兩種制度,雖然適應當時美國南北的經濟差別,並適應國際「循環」的要求可以暫存,但在一國之內不可能長久並存。百多年來,林肯的論斷遭遇的最大挑戰,莫過於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但這種理論能否成為靠得住的「現實」,還有待時日的考驗。現在,繼鄧小平對傳統政治學的「政府理論」提出挑戰後,江澤民又提出二黨代表多階級利益」的設想,對傳統政治學的「政黨理論」提出質疑。它究竟是一種出於無知的輕率?還是企圖有所作為,但又避免回答現實最尖銳問題的虛與委蛇?卻是一望即明的。
江澤民的新理論,使人想起二十年前樊立勤先生在北京大學提出的一篇著名言論。在這份立足於改造執政黨的准「意見書」裡,作者提出了「成批地、大量地發展知識份子入黨」的呼聲,意欲以此來幫助執政黨擺脫陳舊的社會基礎,尋求在現代化過程中繼續保持領導地位的「合法性」。這個在某種程度上已為執政黨接受的意見,由於不用面對理論上的尷尬和實際政治生活中的不可克服的挑戰,的確為後來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與樊先生的意見相比,二十年後的江氏「新理論」雖然還不能說是「東施效顰」,但卻是對現實生活的巨大盲目,因此也必然遭到來自各方的抵制:首先,來自原敦旨主義左派發出的詰問,將把「新理論」置於一場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戰爭中;以胡鞍鋼先生為代表的、接受過現代民主思想沐浴的年輕黨員發出的責難,則把這一爭論視為一場「家長制」與「黨內民主」的戰鬥:而黨外民主力量則勢所必然地認為,這是一場「多黨制」要求與「一黨專政」的戰爭!真是頭緒萬端,雖有輿論壓制的武器維持表面安定,但江澤民私底下也知道,自己是「漏船載酒」,儘管且歌且行,終究不免四處冒水,文質不相彬彬!
江澤民的尷尬,顯然來自兩位前輩的遺贈:一則來自毛澤東開創的「黨外無黨」經驗,一則來自鄧小平的「不爭論」策略。前者使今天的執政黨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失去了借鑒人類先進政治經驗的勇氣;後者壓制了實現轉型必要的醞釀過程,在歷史給定的不多的時間內,把執政黨推向一場內部「火拼」的邊緣!除魅之道,無非是放眼世界大勢,學習俄羅斯經驗,借鑒國民黨教訓,拋棄「皇基永固」思想,適時結束「訓政」,走孫中山「還政於民」的道路ܫ果真如此,道路雖然曲折,前途依然是光明的。